《山峡中》的“浮士德冒险”与现代人的诞生

《南行记》中的"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切近鲁迅所说"中国新青年",同时也最切近世界性的浮士德精神的人物。"我"在《山峡中》中的经历,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浮士德冒险"故事。小说全面展示了作为现代人的"我"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造就自己行动的哲学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永远向着未来展开的现代性伦理。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瑶族民族记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的表征及其价值阐释

民族记忆既是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文化表征。民族记忆作为延续民族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内在根基,通过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等形式传承和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特征。以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瑶族民族记忆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并阐释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对培育和铸牢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不同的是,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他们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却因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从中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     

怀疑意识、主体性及其他——论孙郁鲁迅研究中的哲学视角

哲学视角是孙郁的鲁迅研究中起步早、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他独创性地将鲁迅与康德进行比较，认为在强调认识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二人不乏相似性。孙郁强调怀疑意识作为鲁迅思想的“内核”，并指出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他以“主体性”思想为参照，对鲁迅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指出传统的“主奴文化”是形成“相互主体性”思想的障碍。概而言之，孙郁对于哲学视角的运用，并非纯粹的知识生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管辂易学研究——兼论术数学的思维方式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姚莹《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重视与利用

姚莹《康輶纪行》是一部主要记今西藏及川西高原藏区史地及文化、民俗的著作。康藏之行及撰《康輶纪行》时，姚莹参考了《卫藏图识》等几部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从《卫藏图识》之《图考》上、下，《识略》上、下及《藏语》等卷中摘引了大量资料。姚莹重视《卫藏图识》的资料有迫切希望较深入地多方面了解西藏的原因。《康輶纪行》对《卫藏图识》资料的利用不仅量大，并具有利用其资料十分全面但又有重点等四个特点。姚莹对《卫藏图识》及资料价值的重视，说明《卫藏图识》修纂有特点，内容也显丰富，已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新文化先驱者孤绝心境的象征--论《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与其说是“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不如说是象征主义小说的发端。它主要借重象征主义表现法,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乃至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表征了新文化先驱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而就小说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的去讹存真,恰可揭示鲁迅审美视野的开阔,以及勉力集合诸种创作方法张力的用心。     

蒲姑国的族属

根据古籍所记载的蒲姑国和蒲姑部落的名称、地域和史实 ,瑶族民间文献所记载的他们祖先的情况 ,以及苗瑶语和汉语的有关材料 ,作者认为 ,商代的蒲姑部落是瑶族的祖先 ,因此商代的蒲姑国也应该归属于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