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贤媛》之"贤"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贤媛》中女性的特征,指出了“贤”之一字不同于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新的内涵,并阐述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新的审美理想的意义。     

论新时期我国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与服务方式

新时期 ,新形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加入 WTO而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循环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我国图书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要求图书馆要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 ,提供新的服务功能并采取新的服务方式。     

汉英擦音对比分析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音的过程中，往往以为汉英擦音相似或相同，因而造成英语擦音发音上的误差。该文着重进行汉英擦音的对比，阐述各自发音方法和特点，指出它们的差异，并探究产生发音错误的种种原因，从而有利于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对错误发音进行纠正，改善语音．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战国四公子风范及其性格探微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连年混战，政局动荡。为了达到强大自己并统一天下的目的，各诸侯国对人才的需要极度膨胀，而这一时期，以好客喜士而闻名的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为其所处诸侯国的人才储备与供应做了巨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四公子的行径描述详细。在这里，分别从“四公子何以进入《史记》”“四公子之好客”“四公子之疏误…‘从生活环境窥探四公子的性格”和“太史公笔下的四公子”等方面浅显解析战国四公子之异同。     

幼儿家长教养观念及方式的现状调查——基于祖、父辈教养的比较

家庭系统的重要他人的教养观念、教养方式对幼儿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文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幼儿家长的教养观念及方式，探究祖辈、父辈两代人在幼儿教养上的共性与差异性。结果发现：多数家庭的祖、父辈共同参与幼儿的教养，父辈多为主要教养者；祖、父辈获取及解决教养难题的途径、教养观念及教养方式既存在共性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正视两代人教养的共性和差异性，发挥其中有利之处，规避存在的不足，对幼儿及其家庭大有裨益。     

邓小平的精神气质及其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活的灵魂”深入贯彻到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在当代视域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创新，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继承、发展和螺旋式复归。邓小平的实践历程，展现了他独特的政治风范和精神气质，其创新性理论必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思想史上留下“普世”的价值和意义。     

论人的相貌

从社会的角度观察，人的相貌分为三个层次：外貌、风度、气质。人的相貌质量是以教养与磨练为基础，以不断学习、充实技能与增长智慧为手段，同时进行品德和魅力的修养锻造，从而可以改善人的三个相貌，提高自身的生命质量。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