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于2016年5月21－22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功举办。这次论坛主要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新型农村社区依附性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河南省Z村新社区为例

在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形成独具特色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但是其中浮现出的新问题却不容忽视。基于Z村新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尽管新社区建设取得成功,但仍存在农户生计方式不易转变、社区发展外部依附性过强、村庄管理出现"二元结构"、村庄发展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应从转变社区发展理念、推动农户生计方式转变、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优化新社区和老村资源配置等方面推动Z村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与式行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发展是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以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干预的演变过程及特征作为线索,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一书中深度反思农村发展实践项目失败的主要缘由,围绕实践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外来者”要进行价值转换,遵循“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并认为参与式行动是该理念的实践方案。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演变进程、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应结合中国城乡发展逻辑体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要求,探讨罗伯特·钱伯斯提出的参与式行动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乡村振兴是“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在充分发挥“外来者”与“内部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同时,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需明晰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和任务,实现“参与”与“行动”的兼顾,高效整合多元系统,从而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开展。     

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对一个国际NGO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作为"外来者"的国际NGO纷纷涌入中国。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NGO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主要局限于描述国际NGO的参与式工作方法和工作领域,评价其对中国政府扶贫机制的补充作用,而对于国际NGO前期"入场"和后期"运作"过程缺乏关注。基于笔者在某国际NGO的工作经验,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该国际NGO的整个"入场"及后来的"运作"过程,文章发现国际NGO一步步从资金拥有者的"主动方"深陷"地方性知识"控制之中,以致于呈现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的特征,最终导致发展项目在实践上的扭曲和变形。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困境与应对策略——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土地作为失地农民最大的生活依靠被政府征用之后,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问题开始变得异常突出。本文以陕西杨凌示范区失地农民集中居住的L社区为例进行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困境主要体现在：收入来源不稳定,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居民归属感缺失,新型社区管理失序四个主要方面,并为解决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并且对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挑战。通过深入剖析陕西关中李村的个案,发现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已经对原有的村落文化传承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冲击,致使村落文化传承面临难以为继的处境。基于此,建议强化村级组织在村落文化传承方面的组织、引导功能;鼓励成立留守妇女文化组织;重视村落的文化扶贫,重建村落文化空间。     

对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再反思——基于《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

在国际农村发展领域,对乡村内生动力的关注由来已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界兴起对“如何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并适时提出“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主张,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农村发展问题的探讨,同时促进了发展理论的转型。为追本溯源,进一步揭示“内发型发展论”的本质特征,本文回顾了鹤见和子对费孝通、柳田国男两位学者的研究,对比中国“苏南”与日本“大分”两地在探索“内发型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各自形成的独特模式,以深入探究“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对当下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及启示意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虽说社会工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农村社会工作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甚至一度中断于美国,后来又处于边缘化发展状态。近年来,随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农村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农村社会工作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本文旨在梳理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遭遇的现实问题以及研究视角的转向,期望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有所启示,使之与城市社会工作能够均衡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应对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所浮现的重大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