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艺术--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刍议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需要与外界的交往，处理关系，如何建立，发展，巩固这种关系，就要靠沟通来完成。在高校中，针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如何与他们沟通的过程。面对当下个性彰显，不断追求新事物的年轻群体，怎样把握沟通的要素和形式，它有哪些特点和功能，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策略，以及新时期下师生沟通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和问题，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

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刘笑敢本文认为老子哲学以自然为中心价值，以无为为实现中心价值的原则性方法，以道与德为自然无为提供形而上的论证，以奇正相依、正反互转的辩证法为自然无为提供经验性的支持，从而将形而上学、辩证法与自然无为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对...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道家式责任感与人际和谐

将古代思想转化为现代思想文化的精神资源是必要而艰巨的工作,这方面需要众多人的实践,也需要方法和理论的探讨。提出《老子》中隐含着的责任感的观念,接受马斯洛的创造,提出"道家式"的责任感,当便于现代人理解它的独特性。道家式责任感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关切的对象性,在于对百姓万物"辅"而不"为"的基本方法,这背后体现了对一切生存个体的尊重和关切。     

做一名头脑冷静的教育者——由《孔子的内疚》谈起

以《孔子的内疚》为引子,对故事加以剖析,对教育者提出忠告:保持冷静与理性,以实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基于价值链的高校人才培养及对策

高校要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竞争力。基于价值链原理,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进而结合价值链模型提出了高校人才培养的若干对策。     

思想史研究 主持人语

近年来,“诠释”二字可能是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有人断言,诠释学的方法就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的确,伽达玛的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形式,即借用注释的文体或诠释的论辩创造新的思想体系的传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王弼借《老子注》创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郭象以《庄子注》创建万物逍遥的学说,朱熹借《四书集注》将先秦儒学改造为宋代理学的建构。这些做法都可在“视域融合”的理论中得到合理解释。然而,诠释活动毕竟不能取消或取代以客观性和对象性为特征的现代学术研究。诠释活动是诠释主体和诠释对象之视域的最终的恰当的融合,是主体与对象的合一,亦即对象性的消失。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否则就谈不上研究二字。虽然,传统经典的意含是有待于读者之理解的,无人可以得到古代经典的确切“原义”,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轻率地放弃对“可能的”原义的探索和追寻。正如,我们不能保证医生和法官永远不犯错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医生和法官避免犯错误的基本要求。同样,诠释活动本身也不能取代或取消严肃的新思想的创构。经典诠释中当然包含思想的创造和建构,但是,诠释经典的形式毕竟会造成对思想创构的限制和束缚,即使化腐朽为神奇也不可能完全不受“腐朽”之制约。总之,哲学诠释学为中国哲学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动力,但也掩盖了对象性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超越于经典诠释的思想创构的可能性。对经典诠释活动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的揭示和分析,是本期专栏的主要内容。拙文一方面探索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如何以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方法处理先秦典籍和宋代理学之间一千五百年的时空间隔,一方面论证朱熹的巨大成功无法掩盖或消除文本的历史的定向和当下的创造的定向之间的矛盾。宋代理学创构的定向压倒了他对孔子思想的忠诚。黄俊杰教授的文章以朱熹对《四书》的诠释为中心揭示朱熹以体用和理气不离不杂的二元架构诠释《四书》,无法契合四书原有的思想和风格,从而说明经典诠释活动中的“回顾性”取向和“展望性”取向之间的紧张是无可避免的,并提出了乐观的结论,希望在两种定向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冯耀明先生的文章是对东亚儒学研究和发展的批评性回顾,其中的一个主题也是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创构是否契合历史上的儒学发展原貌的问题。总之,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哲学和思想的诠释传统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传统的局限和内在冲突,一方面更注重客观性、对象性研究,另一方面更注重不受特殊经典局限的开放性、现代性的思想创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