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 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 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钢结构工程造价管理分析

本文针对钢结构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明确了钢结构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的必要性,并对钢结构工程在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提出了若干建议.     

当乡建情怀遭遇经济规律：对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一直是主流趋势,但也有一些青年大学生逆流而上,投身乡村建设事业,成为乡建青年。他们的行为不只是出于朴素的情感,而是有着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支撑。他们反思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后果,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在农村探索出另类发展模式。乡建青年的理想情怀令人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往往忽略经济规律而屡屡受挫。从唯物史观来看,分工深化和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反思市场化造成的生产社会化不能走向美化前现代的个体小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反思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也不应该走向否定工业化和城镇化本身。乡村振兴不是要反城镇化,而是要和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     

试论医院健康教育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档案是近年来逐步完善的新的档案体系,也是医院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医院档案管理现状,从领导重视、健全制度、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提出改革思路。     

多维视野中的乡村振兴(笔谈)

乡村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印刻在情怀脉络之中的人文底蕴。但是,它又绝不只是一种情怀,不只是人们偶尔厌倦了都市的繁华后寄托乡愁的地方。毕竟,在可预见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仍有数亿人依赖或部分地依赖它,实实在在地过生活。世上固然不乏专注工商而任由乡村空疏之国,然而,中国有14亿人口,这是它作任何战略性选择都绕不开的前提。14亿人命系于工商,且不说粮食、生态安全,至少是超出了今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市场容量(更不用说中国可能在此容量中的分量)。如此说,非指中国乡村不要工商,而恰恰是有了厚实的工商基础后,让乡村成为可供数亿人安居乐业、有尊严地可进可退之所,极端重要。乡村振兴,正是我国审时度势所作出的顺应新时代所需的战略选择。乡村要振兴,在物质上,产业要兴旺,生态要宜居,生活要富裕,自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而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等"软件",亦必不可缺。既然乡村振兴本是多维、多层之立体事业,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思索进益之策,无疑就是其题中之义。不过,现代知识生产,终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讲究术业有专攻的。因此,唯以问题为导向,依仗多学科专业分析,汇融多维视野为一整体,凝聚智力,方能更有效地推进见识,真正助力社会之实践。为此,本刊邀请十余位对乡村问题素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就乡村振兴所涉思维方式、产业发展、经济组织、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社会治理、干部角色、乡土文化、边疆和民族地区特点以及法治保障等问题,开展一场主题笔谈。其理论视野各异,问题意识则无疑相通。有心、有志于乡村振兴之业者细阅之,当各有所获。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新型城镇化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必将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新型城镇化这一整体战略将会产生哪些具体政策效果,会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产生哪些冲击,新型城镇化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哪些先进经验值得借鉴,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学术界认真思     

大国小农:结构性矛盾与治理的困境——以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危机,并且治理效果欠佳,反映出国家农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不足。文章认为,大国小农的结构是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难以对接大市场,使得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激励机制失效,农民缺乏从事生态农业的动力。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也难以对接大国家,使国家难以有效地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导致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新时代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塑农业治理结构。     

农村社区治理中底层群体的主体性——基于珠三角粤村的个案分析

珠三角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表明，三十多年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所催生的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精英和权力精英高度一体化，垄断了各种资源，普通人则沦为社会底层，丧失了话语权。政府以项目制方式介入农村社区治理，严重依赖地方精英的配合，而地方精英则借助国家权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中的底层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并不代表主体性的完全消逝，公开或隐秘的“日常抵抗”无所不在。要达成真正的善治，须重建社区的公共性和底层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