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儒学的根本意义:寻回民族魂

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今天被频繁提起,乃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亟需获得一种持续支持的精神支柱,以凝聚整个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凝炼成为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也由此构成中华民族民族性的核心要素。重拾文化传统是儒学复兴的现实诉求;新教伦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为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和复兴儒学提供了外在推动力;而儒家文化本身,也具有解决现代社会病的良方妙药。复兴儒学与其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复兴,还不如说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复兴,其根本意义在于寻回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文献信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一、文献信息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二、信息在科技活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三、提高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第四条道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及其枢纽制度

刑事制裁、行政监管以及私益诉讼均无法有效遏制假冒伪劣商品的高发态势。消费公益诉讼作为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第四条道路",在适格起诉主体范围、诉讼请求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均存在困境。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存制度的建立,能够预防适格起诉主体范围扩张可能引起的滥诉,有助于消解惩罚性赔偿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消费私益诉讼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保障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长效运行,是克服上述一系列困境的枢纽制度。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存制度初创时期,应当重点关注应当提存的情形、被告支付赔偿金提存程序、消费者提存金领取程序和赔偿金充公程序。     

对经济法意义上若干诉讼理论的评判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和归纳,本文对经济法意义上的诉讼理论观点做了五种粗线条的分类,并对以上五种观点做些介绍与评判,从而发现,民事诉讼说和行政诉讼说受大民法和大行政法的影响深刻,不是真正经济法意义上的诉讼理论;经济法诉讼说、公益诉讼说和独立经济诉讼说是比较合理的,但以往的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纠偏,本文将其中的合理部分进行有机的结合和升华,认为我国有必要构建与经济法实体精神、原则、宗旨和体系保持高度吻合的公益经济诉讼理论和制度体系。     

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困境透视与司法选择——以《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为分析重点

《人民陪审员法》第21、22条的规定标志着“事实审”在陪审领域的确立,但是根据法律文本的考察和既有陪审制度的实践来看,陪审员“事实审”还面临以下三方面的困境：新法规定的“法律审”和“事实审”难以做到泾渭分明;我国司法机关在多方压力之下形成的“规则依赖”惯性巨大,陪审员受其影响过分依赖证据而非内心确信进行审理与“事实审”的目标不符;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对建立陪审员制度的“知识比较优势”预设前提形成了挑战,进而影响到“事实审”的效果。通过借鉴域外的相关做法,可以着重从构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创新庭审合议程序以及完善陪审员认定科学证据的相关规定等方面予以改进。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科学发展观视域之中考察,其实质是探讨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问题。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外部时空境遇和教育理念陈旧、教育内容空泛、教育方法单一、队伍素质较低以及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危机等自身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应增强“问题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内容、提高教育队伍素质、推进教育理论研究新发展,以回应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存在基础及司法实践

相对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生态环境危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矛盾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时代背景,生态环境恶化而保护手段单一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制度需求,生态环境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权利哲学基础。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特性、公众参与理论、司法能动等方面也可以找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存在的正当理由。     

关于个人书写的一些思考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书写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种有效途径，它赋予了人类以经验及意义的认知模式。个人书写帮助人们了解关于自我的真相，整理出日常经验的碎片，实现了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共享，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     

对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思考

一，更新观念，改变现行管理模式；二，本文信息媒体与多媒体信息并存开发；三，加大开发利用网络期刊信息资源的力度；四，强化读者网络，信息意识；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亮点、不足及完善——以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两解释”为分析重点

无论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还是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都过于粗略,不具有操作性。有鉴于此,2014年12月最高法院连续作出了两次司法解释,力图为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可操作的司法规则。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进步之处在于确立了中级法院的管辖权,初步确立了特别保护弱者的激励机制,首次确立了生态修复赔偿之诉等方面;但是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原告资格过于苛刻、受案范围过于狭窄、管辖规则与激励机制半就半推等。针对这些不足,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的范围,赋予公民个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建议权与起诉权,正确处理环境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及其他民事诉讼的衔接关系,落实巡回法庭管辖规定,确立私人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以期能够更有效地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