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治到保甲--近代北京郊区的乡村政治

从晚清开始,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农村。京郊政治的近代转型建立在国家力图榨取社会财富服务于战争的基础之上。在自治时期,增加附加税等榨取财富的方式,促成了农村以看护青苗为主要功能的自发自治组织———青苗会的巩固和壮大,以寺庙为公共空间的地方政权名变而实未变。自日伪落实保甲以后,为村民服务的地方社区领袖逐渐分化,部分人成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村庄旧有的文化网络被打破,地方行政最终被收编,保甲制彻底破坏了农村的自治组织。在这些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行政的博弈值得深入探究。     

1978年以来的北京史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1978年以来北京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城市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对北京史研究进行展望,建议开展"城市环境史"的研究。     

民国时期的“郊区型农业”--以北京［1］西北郊为例

文章以民国时期北平西北郊区的农村为考察对象,其范围在距北平城墙20里以内,也就是今天海淀区西北二至五环之间的区域,例如北面的清河、西面的四季青、西北的昆明湖下游流域。文章综合参照当时的社会调查和报刊、档案,从郊区民众的角度解读郊区型农业。这种农业形态打破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土地集约化经营,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是农民创收的途径之一。一方面满足了北京城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增强了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但是,郊区型农业在民国时期并未得到发展。在战乱不断的历史环境下,农业成为各时期政府竞相搜刮的对象和饥民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