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与青少年违法犯罪

在现代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减少，破裂家庭增多，而家庭教育职能有所削弱，并且在家教内容上存在超前教育、灌输错误的价值观念，盲目追求高消费、重智轻德等偏差；在教育方法上存在放任、过于严厉、冷嘲热讽、溺爱、被动说教等问题。现代家庭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上述诸种问题，促使青少年犯罪增多和趋于低龄化。对此，应采取综合治理、有组织有系统地指导家庭教育、建立家庭方面的法律规范等措施，以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论女性违法犯罪的特征与对策

80年代以来,女性违法犯罪逐年增加,它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早已超过了以往的情况,据有关部门统计,“文革”前,男女犯罪的比例为100:1,而现在已达到10:1,女性犯罪比例增长10倍。犯罪学专家预测女性犯罪将日趋上升,这个比例还将继续扩大。女性犯罪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对女性违法犯罪的特征,以及对女性违法犯罪应采取的对策作初步探讨。     

刑事诉讼中的告知规则研究--以犯罪嫌疑人为视角

告知规则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公约及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在采取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告知其理由和依据,并且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国刑事诉讼法应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为指导完善告知规则,对告知程序、内容、告知的方式、告知规则的保障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论侦查行为的可诉性

侦查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其理论依据在于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程序正义理论和人权保障原则;国际公约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均规定对侦查行为可以提起诉讼,我国立法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强制侦查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提起、受理及审理程序作出规定。     

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及其保障

犯罪嫌疑人作为被追诉人,应当享有辩护权。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在行使的空间、时间、环境等方面与被告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应设立相应的保障机制。联合国一系列国际性文件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作出了相应规定,世界主要法治国家亦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其充分程度及保障水平已超出了国际标准。参照国际标准及法治国家先进做法,我国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被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利、与律师自由联络、会见的权利、取得法律协助的权利等,并应对律师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加以保障。     

刑事陪审团指示制度研究——论中国刑事诉讼人民陪审员指示的完善

刑事陪审团指示是陪审制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国、美国等传统陪审制国家,这项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陪审团指示作为陪审团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陪审团审判刑事案件必不可少的环节。陪审团指示主要存在口头指示、书面指示,以及两种指示结合的指示方式;指示的时间通常为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但是在评议过程中,对需要进一步指示的问题,陪审团也可以要求给予指示。陪审团指示的内容是其最主要的部分,主要包括法官对陪审团的一般指示、关于法律的指示,以及关于证据的指示。陪审团指示不当也是陪审团审判中经常出现的情形,对此,有些国家按照指示错误是否有害对陪审团指示不当进行了区分。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有的诉讼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就人民陪审员指示而言,中国在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时可以借鉴国外陪审团指示的形式,保障人民陪审员的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