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团场的社会成本分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二元组织,是新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地区为实现特定职能而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分析了兵团农垦团场的组织属性与组织功能、组织结构以及由功能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成本、表现形式以及对兵团农垦团场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财税体制改革、农垦团场组织功能变革与农垦团场组织结构变革的不同步,导致了农垦团场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从而形成了农垦团场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究其本质是政府职能缺位和公共财政缺位的外部化成本内部化给了农垦团场。沉重的社会成本严重地削弱了农垦团场的积累能力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影响了农垦团场的可持续发展,消解这一困厄的根本举措在于兵团农垦团场组织结构的改革,构建政府组织和公共财政以制度化的方式化解社会成本。     

清代民间助赈方式变迁研究

清代民间助赈事业空前兴盛，在政府主导赈灾的清代中前期，富绅偏好选择捐输的助赈方式委托政府赈灾；而在清代中后期，民间力量成为赈灾的主力，富绅则偏好选择各种形式的民间赈济活动直接对灾民进行赈济。赈济效率是决定富绅助赈方式选择变迁的直接因素，政府治理能力则是根本因素，这说明，在灾害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