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的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读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既触及现代社会创痛性的经验,又携带着诗人-毕摩的治愈性的声音能量;这首长诗的写作具有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的双重含义,其民族志诗学链接了古老的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当代"革命性"的生态精神及生态伦理之中。     

寻找微弱的象征意义

不止是我一个人产生过这样的想法：离开自己现在的生活，去乡村，最好是去山村小学教一段书。我们怎么啦？难道我现在不也在教书吗？为什么教大学就没有去教乡村小学觉得有意义？是的，在大学、在城市拿着不算低的工资报酬，比在乡村、山区小学从生活上说要好，但它唯独缺少有德行的生活或者只是它的“象征物”。     

存在一种审美的生活吗——趣味、审美判断和公共生活

无论从道德的观察看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就大城市、传媒、消费、大众文化景观而言,美学的核心词汇与价值似乎正在重新建构一种社会表象,构成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文化逻辑.体验、感受和一切围绕着"身体"建构起来的感性经验,日益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目标,伴随着充满魅惑的身体表象通过文化传播向一切社会层面扩展,似乎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都被魔法般地感性化了,使自我和社会都沐浴在纯粹感性的光辉中.而美学本就意味着"感性"或"感性学".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

同史诗或纪传体作品一样 ,现代小说可以视为个人传记的变体。自现代主义以来 ,小说叙事从描写人物 (传主 )的行动或行动着的主体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生活 ,在某些“新小说”里内在主体也在丧失。小说叙述形式的变化揭示了个人主体性在现代世界的命运。而对叙事可能性的探索或竭力讲出一个故事来 ,则预示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修复意图。这是关于叙事形式的社会学探讨     

废话的政治

我新到一个大学去教书，在校园内椰子树下路过时听见两个老年人在路边说话，不知一个说了什么，只听另一个回答说：“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尽管我初来乍到，整个世界顿然陈旧无比。我哀叹：他们之间能交流什么呢!一句权威而完全正确的话，中断了一切交流，终止了对任何具体事态的辨析。它可以用于一切问题的讨论，适应一切场合，而且不管语境与经验如何，这个表达都正确。     

未被授权的话语

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虽然作者各自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思路迥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均在坚持文学自律的前提下,涉及文学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假如20世纪80年代曾盛行过文学“向内转”的说法,那么今天也绝对不是一个对应的“向外转”问题。从笔谈中可以看到,一种反思性的,让文学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时代、与世界发生关联,同时又坚决保留文学的自律、自由的努力,正在悄然进行着。     

"文本社会学"的批评与方法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界自觉地告别或有意识地偏离一切"庸俗社会学"研究与批评倾向,主张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品格,逐步地接近形式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今天看来,事实上这样做体现了一种明智的策略意识,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偏离的是一种根本不起批评作用的社会学,一种根本不具备社会批评功能的权力教条.     

比邪恶更可怕的是冷漠

小伙子的脸既不凶恶也无愧疚之色，只是很冷漠，冷漠到基本没表情。即使现在，他站在监狱的铁窗内，你也很难把他跟杀人犯联系起来。圆胖的脸，粗糙微黑，长着几个结了疤的青春痘。一面似乎依然未脱稚气，一面似乎已老于世故。他说起自己的杀人经过也跟一个冷眼旁观的见证人似的而非当事人。     

当代诗歌中意义的逻辑:呈现与象征

如果说沈苇使用了复现的诗学,去捕捉事物的显现过程,古马则重新作用于事物的象征元素,使其成为我们视野中的事物,尤其成为看的方法。臧棣博学的隐喻不是在创造相似性,而是在制造词与物以及事物之间的隐喻距离。以196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的诗歌为例,可很好地展开对当代诗歌创造意义的不同的话语方式,即呈现、象征和话语的自我指涉等几种诗学范式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