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与教育优先的几点思考——以云南为例

从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出发,通过对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跳出就经济讲经济的思维局限。只有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人才缺乏、科技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支撑的"恶性循环"怪圈,有效破解基层缺乏人才的最大瓶颈,探索走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孔子与释迦牟尼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释迦牟尼同为"四大圣哲"中的东方文化巨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为东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二者在教学哲学思想上既有明显的差异,也有诸多相近之处.孔子的教育目标为积极入世,培养治世人才救世,释迦牟尼的教育目标是超脱尘世,济度开悟觉者救人.孔子与释迦牟尼主张教育平等,因材对机施教,注重启发诱导和学思行相结合,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勤奋的必要性.作为教育者,他们与弟子平等相待,坦诚交流,言传身教,其教育思想和成就对今天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扬长避短,做好隔代教养

新时代,需要新教育和新父母。2021年,本刊邀请全国政协常委、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分析新时代家庭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帮助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隔代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封建社会,这个现象被长幼有序、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掩盖,但是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语—"含饴弄孙",还是反映了中国隔代亲情的其乐融融。在当代社会,随着传统宗法社会的瓦解以及女性走上工作舞台,作为祖辈的老人参与养育的程度加深,"隔代亲"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更为明显。     

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