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社会功能重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研究——以F市地方传统商超为例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城市社区商业积极参与抗疫防控行为引发社会对其社会功能的重新思 考.调研发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行为有了明显改变,由社会规范、聚集人群、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组成的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从弱变强.危机中城市社区商业行为的变化不仅促进了零售机会的增加,还加强了与所属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告别单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商业社区社会功能的重塑,是实现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的关键.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的研究

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础,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多元主义为我国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政策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当前我国城市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市场化机制开始建立,老年群体对政府、社区依赖较高,对市场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认可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快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满足不同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创建多元化服务格局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家庭和个人等各方参与主体明确权责,分工协作,扩大有效需求,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凝聚推动供需两旺良性发展的合力。     

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     

高校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类型及动因研究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都促使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着社会活动。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不对学生进行合理地引导,很容易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不利于新时期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网络组织在高校学生的日常沟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的参与程度将会影响其日常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型网络组织、群型网络组织和社交型网络组织,心态开放、自信、展现自我、重视自身成长、以自我为中心、依赖心理重、注重现实利益等因素驱动着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活动,而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网络组织动因各有不同。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