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论述了古代回坊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古代回坊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蕃坊和教坊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教坊是蕃坊中国化的结果,由此回回人也经历了从外来侨民走向独立民族共同体的进程。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围坊而商的城镇回族经济刍论——临夏八坊当代回族经济调查研究

城镇回族聚居区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围寺而居的教坊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居住单位和社会文化生活单元,而且是一个围坊而商的商业经营单元,体现了经济理性和生活方式的紧密相联。围坊而商的街居经济和依坊而商的贸易市场共同构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是回族特有的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共同形塑的结果。甘肃临夏市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