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中欧法律交流之桥的搭建者——访国际知名法学专家弗朗西斯·施耐德教授

弗朗西斯·施耐德(Francis Snyder)是食品安全法、WTO法和欧盟法方向的杰出法学家,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Centennial荣誉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法律系主任等,参与欧盟多项条约的起草,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叶勋章,入选Marquis世界名录选。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C.V.Starr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和欧洲学院访问教授,获得教育部颁发的2006—2007年度"中国文化研究奖",获得2018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中职生学困问题与心理健康关系浅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下，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交往环境受到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冲击，生活节奏和信息传递瞬息万变，眼花缭乱，对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这让身心正处在成熟阶段的中职学生而言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基于此，本文主要对中职生学困问题与心理健康关系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以供参考。     

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棉业是江南历史上重要的支柱产业,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江南棉业海外贸易日益繁盛。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是复杂的,全球性商品竞争和西方文明的刺激使得江南乡镇民营经济遭遇困境,面临危机和挑战,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遭遇和命运显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既有来自海外贸易带来的挑战和示范,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独特内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着多种路径,难以运用欧洲经验的普遍原则予以阐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