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的发展分析

转型后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体现出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其中社会对话机制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分析表明,在转型初期,社会对话机制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然而,自金融危机开始,斯洛文尼亚劳动关系体系出现自由主义倾向,社会对话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使其社会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在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先后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在东北的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中职生学困问题与心理健康关系浅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下，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交往环境受到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冲击，生活节奏和信息传递瞬息万变，眼花缭乱，对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这让身心正处在成熟阶段的中职学生而言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基于此，本文主要对中职生学困问题与心理健康关系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以供参考。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服务台胞用真心 携手克难见真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对台工作系统将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作为第一要务,迅速进入疫情防控战时状态。武汉市台办第一时间成立由刘红鸣主任任组长、班子其他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成立3个专项组,实行24小时政务值班和工作专班双班值守,建立应急处置、日报制度和市区联动工作机制,紧急动员指导各区台办开展工作,积极稳妥开展疫情防控和服务台胞工作。     

我国灰色地带就业的法律反思与规制

我国的建筑业农民工从业、互联网平台就业、超龄就业、家政从业、农村中的雇用等就业形态既不是标准劳动关系就业,也不同于标准的劳务关系就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属于灰色地带就业。因为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调整,灰色地带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常被非此即彼地硬性视为具有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性质,结果导致劳动者权利保障不足,用人单位用工风险增加。灰色地带就业问题是在我国二元社会的土地保障背景下,劳动立法对就业消极"二元区分"产生的结果。应改变劳动立法的这种二元调整模式,重新考虑就业各方的核心利益和承受力,合理分配风险承担,做到既不失守于劳动关系核心的从属性标准,又适度打破劳动权利、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之间的对应捆绑,并对社会保险作灵活统筹安排,以建立对具体的、个性化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核心利益的层次化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