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从专家—新手范式看口译员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造成口译表现差异的因素有很多。职业译员在口译中用到的知识组织能力、口译技巧和策略的选择应用能力、口译表现的监控能力、认知资源的分配能力及解决问题时的决策能力都与元认知能力密切相关。在总结口译研究中专家—新手范式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和新手的对比发现,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同声传译的质量;因此,无论是口译学员还是职业译员都要重视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我奋斗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

把这篇送给那些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很久以前曾经吃过苦现在已经淡忘的人。为了这个世界更公平些，我们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作关乎众人命运的决策的时候，让这份社会责任感驻留我们的心中。     

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

人们一般关注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而对1910年—1920年由恽铁樵和王蕴章主编的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很少有人提及。对1910年—1920年《小说月报》性质的定位,直接牵涉到我们对这份杂志在新文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仅仅因为恽铁樵和王蕴章涉嫌"鸳鸯蝴蝶派",就将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以"鸳鸯蝴蝶派"来界定和对待是太失偏颇的。从此期间《小说月报》所处的时代、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所刊载的作品的内容以及文体特征来考察,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新旧文学过渡时期,蕴含着传统向现代过渡因素的过渡性质的文学杂志。     

存款保险的公平定价问题研究

存款保险制度是银行体系的重要一环 ,存款保险的定价是存款保险制度中的核心问题。风险中性的二叉树定价方法和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在存款保险的定价中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存款保险能否公平定价是该制度存在的前提。在激励相容下 ,如果以风险为基础对存款定价 ,这种定价将是不公平的。在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框架下 ,要达到激励相容 ,必须牺牲存款保险的公平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