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

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盛行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中的个人主义。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而个人主义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族主义的发轫阶段，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助推黑人奴隶制的制度基础从宗教差异转变为种族差异，并促成了宗教神学话语的理论论证。在启蒙运动阶段，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种族主义的辩护，使他们所宣扬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成为自由平等幻象下的“种族契约”,契约论所蕴含的政治个人主义孕育了公民民族主义，助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公民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和支配欲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得西方的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在奴隶制被废除和殖民统治瓦解之后的阶段，以文化种族主义和色盲种族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种族主义，借着反种族主义话语的掩饰，将维护白人特权的种族主义潜藏于文化差异或个人主义话语当中。个人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这一认识对于认清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消除种族主义，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对罗尔斯代际正义论的审查--兼论实现代际正义的最佳途径

罗尔斯论证了代际正义的问题，承认了当代人对于后代人存在着义务，并在原初状态中设计出“消除时间偏爱”的正义储存原则。然而罗尔斯代际正义论并不具有普适性，通过代内契约无法确保代际正义链条的连贯性；而且“消除时间偏爱”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在确保当代人自身利益前提下对其科以保护环境的绝对义务，才是实现代际正义的最佳途径。     

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与重建

基于改革开放法制实践,建构了新的权利理论"试错权作为母权论与相互赋权论",认同"社会性个人、试错权优先于善"的观点,并在批判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容错的正义原则":(1)人人拥有平等的母权试错权。试错权是具体的、历史的、情景化的权利,由此形成的生命权、自由权等子权种类与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是不同的;(2a)相互赋权原则。个人出于功利的目的,将试错权让渡给天赋较强者,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子权与利益。个人可以将不同领域的试错权让渡给不同的社团,形成"多元分配、多元赋权的社团"组成的社会;(2b)人人拥有平等的试错权以及相互赋权,故而社会出现的公共职位向所有参与赋权的个人开放。但不同个人试错能力不同,因此需要选拔试错能力较强的个人担任公职。     

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使得众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环境正义，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追求。然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有法可依的应然与实际参与的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在环境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了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做出系统的规定，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产需不确定下基于零售商风险规避的三级供应链组合契约模型

针对产需不确定下单一供应商、制造商和风险规避的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系统，建立了分散和集中情况下的最优决策模型。通过设计风险共担和GL组合契约实现了三级供应链的协调。讨论了风险规避零售商的最优订购决策，分析了风险规避对供应链期望效益的影响。比较了风险规避和风险中性两种情况下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探讨了组合契约的协调问题及契约参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供应链的期望利润随着产需不确定的增加而减少，风险规避下零售商的期望利润低于风险中性时的期望利润，零售商的期望利润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加大而减少，零售商最优订购量随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加而变化。最后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和契约协调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