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视阈下双边口译员翻译行为研究

双边口译员的角色或立场描述已从传统观念认为的"隐身""传送带""管道"等转变成"显身""交际促成人""文化斡旋人"等更为宽泛的解释.究其原因,前人所做的研究大都以译员角色为载体,从目的论、话语分析或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进行分析.文章则试图以翻译行为为载体,结合口译案例,从话语权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释,研究结果表明:译员对交际目标的把握是保证话语含意推理正确的关键,其推理结果会产生不同的翻译行为,包括语义行为、语用行为和功能翻译行为.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论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

相对于应试教育和社会化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是大学最本质意义上的教育。从教育是学生主体自身的教育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正是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才产生了教师主体性的教育活动。所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教育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都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主体自身这种发展自我的内在要求,构成了其不断成长的内在动力。教育功能的发挥,只有走全面开发受教育主体素质之路,才能事半功倍、业绩卓然。但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不是通过教育者的教育过程和手段来实现的,而是主要通过受教育主体自身的艰苦努力来实现的。所以受教育者主体的确立,就显得特别重要。     

文化翻译视角下《边城》英译本的“抵抗式”翻译研究

《边城》是京派小说家沈从文享誉世界文坛的代表作品，是描述“湘西世界”的典范之作。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边城》为个案，分析杨氏夫妇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原文中的中国文化信息并成功传递给译文读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细分、归纳了“抵抗式”翻译理论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