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内涵、贡献与启示:陈嘉庚卫生观的当代解读

陈嘉庚对卫生问题有高度的认识,其卫生观表现在考察祖国的卫生状况、撰写和赠送卫生专论、提出注重卫生的主张建议、以石雕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四个方面.陈嘉庚卫生观增强了祖国民众的卫生健康认识自觉,改善了家乡厦门的医疗卫生条件.陈嘉庚卫生观与当代"健康中国战略"有一定的关联,对于当前我们在国内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在国际上交流卫生建设经验、促进全球人类健康等都有现实启示.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隐喻还是现象:重思传播学视域下的身体问题

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     

试析基督教大一统世界的建立与瓦解及其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信仰一致的世界性宗教帝国，确立了其在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控制力。伴随着权力的扩大，教会日益走向世俗化。神圣的神职权力被到处乱用以谋取世俗权力和利益。教会的腐败日益严重，最终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走向衰落。基督教大一统世界走向瓦解，然而他所创造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孕育的个人主义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近代自由主义就是在基督教的母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战争”隐喻认知研究——基于美与爱主题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使用大量隐喻,"战争"隐喻尤为突出,主要体现为"美即战争"与"爱即战争"。诗人以"战争"为始源域,结合"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特点,通过"战争"概念来描写、构造"美"和"时间"以及两者中人与时间、人与人冲突与对立的关系,着重表现两者之间的相互较量与抗争、过程惨烈,表现了要留住美的不易、得到爱的艰辛这一思想观点。在这一隐喻系统中,无论是始源域还是目标域,其内容都是以"人"或"人"的活动为中心,人文主义色彩浓厚,隐喻的使用使诗歌在内容表达上更具连贯性,主题更加鲜明。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