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     

关于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兼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与自负盈亏虽有联系，但二者所要求具备的权利条件并不相同。企业经营权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适宜。鉴别“法人”属性的根本标志是有限责任制，但国有企业却不能独立承担有限责任，其经济责任累及国家，由此得出我国国有企业的非法人性。     

英美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与我国专家证据制度的建立

专家证据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广泛运用的证据形式。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将专家视为一种特殊证人较有特色。专家证人以鉴定结论或专家意见等多种形式向法庭提供证据 ,强调专家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 ,通过交叉询问进行审查。而我国专家证据仅有鉴定结论一种形式 ,既不科学 ,又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建立我国以鉴定结论为主、以专家证言为补充的专家证据制度势在必行     

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广泛运用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和证明过程中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作为对新生事物的关注 ,我国法学理论界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种类归属及证据力等问题的研究在近年内也缓慢起步。因此 ,当前有必要从电子证据的收集与提取、资格与归属、认证与证明力各环节出发 ,对电子证据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 ,从而作出新的立法构想与安排 ,以弥补旧有制度的缺陷 ,并适应社会进步和国际发展趋势。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思考

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对于维护诉讼公正、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便于司法人员具体实践操作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刑事证据制度现状和不足以及刑事证据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来看,要完善我国当前的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宪法为根据,打击与保护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重新构建刑事证据法典,建立规范的证据规则和设定证明标准。     

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一直探讨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讨论我国是否应该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近代的联邦德国，也有证据排除理论，名为“证据禁止”理论，它与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相比，更加注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探讨联邦德国禁止使用的证据是否有“远距离的影响”，即德国的“毒树之果”是否应当排除其证明力，以期找到该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及其完善

证据保全是法院对证据采取保护措施、保证其证明力的一种制度,包括诉前证据保全与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并不完善,应当规定全面的证据保全制度,即对诉前证据保全制度应当加以规定;另外,还要完善证据保全的具体程序与规定证据保全申请错误的赔偿和诉讼等。     

"轩辕",和"有熊"——兼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及四重证据阐释

从考古发掘的图像资料与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出发,探讨轩辕帝与有熊氏的关联:一方面检讨远古"熊图腾"的成因,说明文学与人类学的多元视角和知识视野时追寻远古失落之文化记忆的作用,并昭示其融入国学谱系后的效应,尤其是在"释古"方法上的推动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试图经由中国古代的例子,探讨人类学中国话语之必要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