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末世商音--杨恩寿及其《坦园六种曲》

杨恩寿是晚清重要的戏曲学家 ,其戏曲合集《坦园六种曲》较深刻地反映了清末的时局、科举和社会风尚 ,展示封建末世传统士子的心路历程 ,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     

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

杨绛在文坛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她打破了17年散文的沉闷压抑,延续了五四时期幽默散文一路的发展,并具有自己的个性。杨绛对“文革”的描写与反思,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带一种调侃与审视,因此显得超然而从容。文中流贯着一个侠骨柔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读来令人感动。而作者采取的冷静的白描这种写法,对于17年散文的滥抒情是一种有力的反拨和纠正。正缘此,杨绛在文坛既是边缘的,又是独特的。     

林庚白对宋诗派理论的反思与改造及其古典诗歌创作观

林庚白是南社的重要作家之一,研究近代文学的学人往往简单地视林庚白为宋诗派成员,但事实上宋诗不能涵盖林氏一生诗歌的情感内容和艺术风貌。从早年对同光体的追慕到后来对宋诗派的反叛和超越,林庚白对同光体宋诗派理论的内省与改造体现在藉诗写史的自觉性,情绪与情感的现代性以及以社会主义者之身世与怀抱而为诗三个方面,为传统诗词创作注入了新的精神　　气质和思想内涵。其五四以后的诗作也显示了旧体形式的诗歌在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渗入时代精神的条件下的内在生命力和创作实绩,不应为近现代文学研究所忽视。     

隋炀帝与宗教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 ,多元一体。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 ,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从治本上促进了“大业之治”的出现     

试论古汉语中的“鸳鸯”是否是联绵词——兼论联绵词的一种鉴别方式

在现代汉语中“鸳鸯”是联绵词。通过对“鸳鸯”的历时考察，发现“鸳”、“鸯”能单用、分用，有重叠形式，“鸳鸯”有异序词，也和合成词一样。所以用现行的有关联绵词的语素识别方法一双向替换法不好判断它是否是联绵词。通过考察联绵词的来源，提出了新的判断方法，用两个公式区分联绵词与合成词，最终确定“鸳鸯”从古至今都是联绵词。     

"水经"引路武陵拾珠--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述论

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共 1 1首 ,写于乙丑 (1 62 5年 )冬日舟游沅江之时。该组诗展示了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尾闾部分 1 30公里左右两岸的秀丽风光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抒发了作者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与对隐居生活的流连 ,意境清新明朗 ,风格隽永典雅 ,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杨万里的知行观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的知行观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他认为只要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主动性,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学以致用,只有学而有用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杨万里强调知行并重,倡导和弘扬力行精神,具有积极入世的品格和刚健求实的精神。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

杨广即位后 ,凭着国力的强大 ,进一步推行开放的外交政策 ,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日本多次派遣隋使团来中国 ;隋炀帝第一次接受日本留学生 ,并派裴世清回访日本 ,把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