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医疗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算法等现代化技术，实现辅助诊疗、医学影像、药物发掘、健康诊疗等功能，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备自主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医疗法律责任制度带来颠覆性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传统的医疗过错责任归责能否适用、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等成为现代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实践中的必答之问。因此，在借鉴欧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阶段通过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提出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侵权情形适用差别化归责原则，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强制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设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及行业标准，以实现既保障患者合法公平权益，又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发展之间的平衡。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独立规制,是新型犯罪罪状表述抽象化与罪状解释具体化、信息时代信息价值多元化与危害行为多样化、现代社会犯罪治理精细化与刑法评价精准化的内在要求.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相关规范要素中的“为合法经营活动”应理解为主观超过要素,“获利五万元”应作严格解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作广义解释,“其他情节严重”应包括信息数量标准.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

当前,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主要讨论议题。然而,现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清晰界定,“自我认定”的方式正遭受一些国家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密切相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中涵盖的155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尽管多数为“最佳努力条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兼具身份和契约的双重属性,部分发达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本质上旨在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强起来”的第三阶段,但仍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将获得发达国家的自动接纳,相反,还会影响到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需要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享受完全一致的差别待遇,在后续谈判中,中国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国际治理中,中国也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液-气喷射器在电厂炉烟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通过对液－气喷射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进行分析，针对呼和浩特市发电厂中50MW容量机组，并提出将该喷射器用于循环冷却水处理系统中，从而有效防止凝汽器铜管表面结垢，不但可以节省费用，减轻环境污染，而且可以提高机组热交换效率，降低煤耗。     

《TRIP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适用对象之分析

在《TRIPS协议》中适用国民待遇原则 ,既要遵守《WTO协定》的规定 ,又要遵守《TRIPS协议》框架下各条约的规定。《TRIPS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对象的标准有国籍标准、居所标准和实质关联标准。《TRIPS协议》适应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评析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活动中的体现,其性质归属实际上就是无罪判决,为了调和人民法院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裁判的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此类判决在撤销或变更上应适用因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诉讼的程序。     

论刑法因果关系

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法实践上,刑法因果关系都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能否成立的答案则存在于内外因对立统一原理、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原理、因果性与必然性、偶然性辩证统一原理、原因与条件的区别之中,并在刑法实践中得到最终验证。如果刑法偶然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则刑法必然因果关系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迷茫中的选择 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丹麦刑事执行法》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含着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