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A Grounded Theory of Sexual Minority Women and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Social Justice Activism

Psychosocial benefits of activism include increased empowerment,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resilience. Yet sexual minority women (SMW) and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with multiple oppressed statuses and identities are especially prone to oppression-based experiences, even within minority activist communities. This study sought to develop an empiri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social justice activism situated in SMW and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social identities, values, and experiences of oppression and privilege. Using a grounded theory design, 20 SMW and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initial, follow-up, and feedback interviews. The most frequent demographic identities were queer or bisexual, White, middle-class women with advanced degre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cial justice activism was intensely relational, replete with multiple benefits, yet rife with experiences of oppression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of activist communities. The empirically derived model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SMW and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experiences, meanings, and benefits of social justice activism.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符号学视野下体育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构建

体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学界目前主要就体育现象本身进行对比或论证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而缺乏符号学这一简约方法的深层次解读。国家认同是各种象征符号的集合。体育是一种天然的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含义。因而从符号学视野探究体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核心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体育的物源符号化、自然寓意、伴随文本意义、元语言解读、共同记忆塑造功能，有力促进现代国家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认清体育符号的标出性历史反转趋势，采取适当宽幅的文化选择，加强体育元语言的解读，充分利用体育符号媒介作用，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强化中华“多元一体”认识，厘清国家政治边界，从而有力促进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     

百年进化论与考古学

人类社会是循着一定的规律进化发展的,考古学要探索这一规律就必须在进化观的指导思想下科学、全面地进行研究工作.文章概述了近代以来考古学的产生、发展与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的密切关系,分析了进化论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如何在方法论和实际应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利用民族志资料为考古学理论提供论据的若干途径.     

英语习语中的非言语交际表达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英语习语中的非言语交际行为及其特征进行探讨研究,认为英语习语在非言语交际中具有民族性和修辞性的特征,通过身体动作、面部表情、颜色、服装容饰等非言语行为的表达,强调和加强了言语内容,使得习语更加形象、生动、传神。     

浅析新时期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开发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在各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然而,由于粗放式发展、自然环境、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少数地区仍至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影响了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本文即围绕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部分特殊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开发对策。     

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表现得异常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一是民族意识增长;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跨国民族向境外移民问题;三是民族分立主义倾向.它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程度不同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