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当前,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及规避策略

石油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是解决中国国内油气资源供求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中国石油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目前政治风险的定义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政治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有较大影响.中国石油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政治风险是:石油资源引发的地区战争与军事冲突将长期存在;富集石油资源的国家往往政局动荡、纷争不断;东道国不连续的政策法规,加大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变数;所谓的"中国石油威胁论",提升了中国石油企业竞争的不公正因素.规避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策略包括: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投资中的分散策略,风险发生后的补救策略.     

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

跨国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如果从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它是处于政治族际与文化族缘之间的一种民族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十分值得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在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时,可以从地缘政治现象联想到族缘关系,进而发现族缘政治的存在。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论发展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

跨国民族地缘冲突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追求和平跨居是时代的理想。本文论述了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的发展与特点,及其与中华主流文明底蕴的关系,本文指出,发展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需要吸收他地、他国一切人类文明之长。同时必须在国内遏制各种政治亚文化的变异,建立经济文化凝聚型结构,在国际关系方面探索灵活的新型关系,塑造国际综合安全结构。     

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国家安全:建国60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有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归属和边界划分问题、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分裂活动、跨界民族的大规模境外移民问题、跨界民族群体性事件问题、跨界民族的跨国犯罪问题等.要充分认识多民族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冷静应对复杂局面,创新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推行睦邻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处理国内跨界民族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大力加强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力度,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根除跨界民族问题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加强边界管理和边防建设,建立防控跨界民族问题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构筑保卫祖国的铜墙铁壁.     

论跨国族体问题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与对策

跨界跨国民族问题是威胁国家社会安全,引发国家领土主权分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人为事件"尤其是"民族"事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同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和经济生活差距若长期存在,会被分裂势力作为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实例来利用,势必引发民族心理上的离心力而成为民族国家分裂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另外,信息网络与媒体不规范也会造成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待跨国族体突发事件,应分化瓦解分裂势力,加强国际合作,对聚居民族则通过"亲密接触"和"富民民心工程"等措施,来消除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问题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民族问题就是在民族自身发展过程中和民族交往过程中因民族差异和民族利益而产生的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主要是指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多民族及跨国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冲突及战争的关系。民族关系问题隶属于民族问题并构成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略论跨国资产阶级

对跨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解析全球化中阶级关系变化的一把钥匙。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结合全球化现实和近年来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跨国资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及其必然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根源;从五个方面讨论了跨国资产阶级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跨国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性质和功能,对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对全球阶级斗争以及民族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产生的影响。     

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

中国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跨国族群认同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发现, 赴韩国务工的朝鲜族的认同呈现国家认同在加强、民族认同在清晰、跨国族群文化认同在增强的特点.影响国家认同加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性适应的困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影响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是业已形成的群体差异和社会适应的困难,影响跨国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是韩国文化辐射力的增强.研究表明,如何应对跨国族群文化认同将会成为跨国民族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原因及影响

本文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历史关系、十月革命与中亚各国、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作用等方面 ,探讨了苏联时期中亚加盟共和国向分裂演变的主要原因 ,并就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对周边国家 ,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提出看法 ,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中亚民族关系中哈萨克族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在地缘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中亚民族关系中跨国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独特，哈萨克族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并逐渐成为中亚国家的领头羊，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都为哈萨克族发挥其桥梁纽带、沟通作用和不可替代地位提供了条件与空间。     

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分析

独立后的南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期。民族与宗教冲突、政治组织激烈党争、军人政治、威权政治等因素在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独立后南亚政治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分析并揭示南亚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和睦共处:中亚五国民族政策的主线

分析了中亚五国独立十年来民族政策的主要特点、成因。认为中亚五国目前奉行的民族政策是基本符合国情的正确政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丰富,中亚五国的民族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     

中亚突厥语国家独立后的语言政策调整及背景因素分析

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以突厥语民族为主体的中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脱离前苏联宣布独立以来,各国在语言及文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探索,折射出中亚各国在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政治、历史和文化生态。其中,加强主体民族政治地位建构是其语言政策的主导方向,去苏联化和泛突厥化是其显著特点。同时,针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分歧冲突日益严重的形势,各国在具体政策上做了许多促进民族和睦和制止排斥、歧视非主体民族的调整。     

评中亚五国独立十年

简介中亚五国独立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变化 ,分析了中亚五国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同前景。由于中亚五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 ,对这些国家的研究用阐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较为适宜     

苏联模式——中亚五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

社会转型是一种实质性的社会变动,由根本制度带动的社会全面变化通常伴有剧烈的阵痛,并冲击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中亚五国的社会转型始于矛盾与危机并存的历史背景之下,可以说,苏联模式的终点,就是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原苏联共和国艰难转型的起点。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都能够在苏联模式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中找到根源。     

中亚的地区特点与中国的中亚能源外交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量较为丰富,地条件优越、地政治的总体态势比较有利于中国,同时坚持“友邻、安邻、富邻”的基本方针。中亚各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局势动荡、经济上的脆弱性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内忧外患,要求中国在能源外交中应注意其政局走向。并且在能源外交中应坚持“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原则,中亚各国在外交上以平衡为核心,要求中国在能源合作中以多元外交为实践原则,这是各国坚持平衡外交的必然性,中国需要把中亚国家的多元外交作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北非中东动乱及中亚：何如、何为与何去

2011年以来暴发的北非中东地区动乱是这些国家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街头政治”是此次动乱主要表现形式。中东北非国家的的结构脆弱性是动乱的诱因,而这种结构性的脆弱归根到底是西式“民主”与“前现代”的东方式的帝王情节的碰撞和对决的结果。目前中亚国家结构脆弱性同北非中东国家也有类似之处,这种潜在危险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中亚国家未来政治走向。     

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和撤军后阿富汗的局势都影响着中亚地区的安全,但它们对中亚各个国家的影响在程度和具体内容上明显不同。面对北约从阿富汗撤军的影响,中亚国家难以通过向阿富汗政府提供有效的军事和政治支持来防范威胁进入,只能更多地向俄罗斯或美国寻求安全保障。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不同的安全战略选择也使北约从阿富汗撤军的影响有所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