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四川地区农民持续增收的制约因素分析

根据四川省统计局的历年数据,本文分析了四川省农民收入增长的规律：改革来,四川农民收入总量上呈现逐年增长、增幅减缓的特征;四川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的排位下降。宏观经济分析表明,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有外部因素如制度障碍、农业投入不足、农资价格上涨等,内部因素如生产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脆弱和农民素质不高等方面。因此,要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必须突破制度障碍。     

新形势下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对“三农”的影响分析

文章首先以湖北省襄樊市的调研数据为依据对此次农资价格整体变动情况作了说明，紧接着对本轮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的深层次原因、趋势及其对“三农”的影响作了深入剖析。结果表明，农资生产原料价格的迅猛上涨是此次农资价格上涨的导火索与根本推动力量，农资上涨基本上冲销了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遭受很大挫伤。最后从放开价格、加强宏观调控、改变补贴方式、健全营销网络、完善储备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及监测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失地农民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致使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单一的农民在得到为数不多的征地补偿款后生存和生活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现行的失地农民补偿和安置措施存在诸如补偿标准低、分配不公平、安置不妥当等问题。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走一条“先保障、再补偿、培训就业”的新路子     

试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对新农村建设的启迪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科学地回答了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局限性以及对待农民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政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理论,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积极维护和实现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素禀赋、农户分化与农业价值链技术选择偏向

基于551份猕猴桃种植户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猕猴桃种植户分成发展型、规模种植型、劳动力富裕型三类,实证检验种植户类型对有机肥施用、新品种采纳、猕猴桃网络销售三个价值链技术活动选择的异质偏向性,分析农机补贴、产业组织检测、技术培训三个组织支持变量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发展型对于三个价值链技术活动及其联合采纳的选择偏向性高于其他类型,劳动力富裕型种植户对价值链技术活动的选择偏向性低于其他两个类型种植户。三个组织支持变量对同一类型种植户参与不同价值链技术活动以及不同类型种植户参与同一价值链技术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针对不同类型价值链技术活动参与特征以及组织支持调节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转型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强调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协调合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农民的主体性缺失以及农民主体性实现缺乏应有制度保障、建构主体社会责任的缺失等问题。但以往研究并未对此给予足够关注。因此，可以考虑从建构主体社会责任意识强化、农民主体性实现及制度保障等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信息化路径

农民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体,其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信息化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结,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目标,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要以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为基础,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以信息化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以此推动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     

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Logit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10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