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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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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涛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1)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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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研究中,人们通常接受这样的假定:组织间信任必然会给组织与外部的交易带来正向收益。然而,组织间信任对交易收益也可能会产生组织不希望出现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假说并发展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内部机制。首先,文章探讨组织间信任的内涵要素,进而分析组织间信任中计算性成分与非计算性成分的不同组合对交易收益的作用机制,从逻辑上推演出组织间信任与交易收益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其次,提出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即信任的非对称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讨论它们分别对上述倒U型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再者,提出一组能够应对不同情境限制而同时仍然可增进或保持有益交易结果的调节策略;最后,讨论本研究的启示和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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