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中贫困的消除：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启示

贫困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表现为私人生产、物质生产的过剩和公共生产、精神生产的不足。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富裕社会”中贫困的原因是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只要实行“新社会主义”，实现“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平衡，就能解决“富裕”背后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一设想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只有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推进“两课”教育教学的创新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推进“两课”教育教学的创新@赵书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人文社科部!河南郑州450011     

江泽民论“三农”问题的多维视角及价值取向

江泽民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多维视角,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鲜明地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学科教学知识新突破:教学策略“U-S”双向共创机理

教学策略由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心理引导和教学监控等条件性知识以及教师教学经验、反思、行为习惯等组成,具有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特征。其中知识部分属于学科教学知识(PCK)范畴,具有情境性和多种知识融合的特征。学科教学知识的“特殊整合”,不仅需要相应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还需要情境性教学经验。然而,中小学教师有经验缺理论、高校教师有理论没经验的问题普遍存在,形成教学策略与教学行为之间双向转化的瓶颈。为此,大学和中小学教师需要以外部利益驱动构建协同共创平台,在相同教学旨趣吸引下组成优势互补的研发团队,形成突破教学策略转化瓶颈的分层赋能与共创机制。“大学―中小学”(“U-S”)协同共创,应注重从教学策略理论知识传授到教师教学行为转变、从学习名师经验及其教学策略创新到新教学策略文本形成的转化与共创过程,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教学策略知识,将其以陈述性、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形式融入师范生实训教学,进而实现对现有学科教学知识的新突破。只有构建“U-S”共同体,协同实现教学策略的“理—实”双向共创,才能赋予教学策略以“内容、形式和旨趣”三个维度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才能发挥双方优势,形成规模更大的教学策略创新平台。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基于浙江省基本经验的研究

教育的进步,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以扩充合格教师队伍为重点的院系调整时期、以发展义务教育师资力量为重点的师范教育稳定发展时期、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为重点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时期。浙江省教师队伍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结构不断优化,其关键在于围绕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活力和职业声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基于对浙江省教师队伍建设基本经验的梳理与总结,探索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为促进我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应注重四个方面:在坚守中创新师范精神,促进师范教育专业化;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建立“新师范”实践共同体;加强师范教育政策扶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社会影响力。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