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儒者:东方朔

东方朔，不仅历来评价褒少贬多，而且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我们有必要澄清某些认知和看法。本文揆度当时的社会现实，重新审视东方朔，或许有助于弥补过去研究中的不足。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论张溥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张溥关注儒者、文士与政治的关系,表彰忠烈节义,严厉批评无持操之人;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身处政治高压下的古人,体谅其处境的无奈与悲哀;不赞成儒者、文士留恋仕途,主张退隐;张溥眼中的儒者学识、才干兼备;赞赏重人伦、有情义的文人。张溥关注文人仕途上穷达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处境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作品对处境与命运的影响。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哲学的教育与儒者的教育——以孔子和柏拉图为例

教育本身有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这种广泛意义的教育具有三个基本性质:(一)它关怀一个人的整全人生的那种善;(二)它要吸纳广泛的文化内容而融会成为一种观点;(三)它本身就是生活实践。以孔子与柏拉图为例,儒者的教育与古代希腊哲学活动所包含的教育都具有这种广义的人文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蜕变形式之一是"授人以渔"的人文教育观点。"提高素质"的观点似乎是好一些的看法。但这两种都远离了关怀我们作为人的整全人生的那种善的目的。儒者的和哲学的广义的人文教育观点可以容纳"授业"的专门教育的观点,但以所授的为有益于人的整全人生之善的真实技艺且具有真实拥有此种技艺者为条件。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儒者的教育和希腊人所看到的哲学活动的教育对我们作为人的整全人生的关怀的重要价值,并基于这种重估来澄清和校正各种专门人文知识与技艺的教育的目的。     

经学同文学的分野与冲突--以唐宋与清代古文运动为例

本文以唐宋古文运动与清代桐城派的发展为切入点,描述了唐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由混沌一体而渐至分离的历史过程,以及在经学君临时代,古文一派为维护文章之学的独立地位与艺术品格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