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价值共创概念模型、现实困境与驱动因素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价值需要供需双方共同创造，当前各级政府不断致力于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体系，但基层居民参与度不足，主动健康意识偏低，制约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价值。因此，文章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探索性地构建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价值共创概念模型，并基于家庭医生签约视角，解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价值共创的现实困境，分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价值共创的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启示。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本文对比了中西语境中协商民主出现的理论动力和历史条件,来说明协商在不同制度中可能承担的不同功能.不同于西方背景下为了弥补聚合式民主存在的问题而产生的纠偏机制,协商在中国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治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性需求.自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到中国获得独立并过渡为现代国家,协商在制度安排和政治话语中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呈现为谈判、咨询、治理机制三种样态.它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治理效能视角下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制度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并非直接相关,可以从有序性和有效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参与及其治理效能的关系.为提升治理效能,以程序性规则为核心的制度设计能更为充分地保障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序合作.基于全过程民主、程序性权利和共同体秩序等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维度考量,再以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民参与为例,从公开公示机制、意见表达机制、回应吸纳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构建公民全过程参与制度,并探索公民参与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公民参与的程序性价值内化、方法创新与技术转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基于江西省54个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54个县(区)363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的偏差问题.结果表明:农户总体及子群体的销售意愿与行为相关程度较低,除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的子群体外,其他相关程度均未超过0.5;不同子群体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一致人数仅占总体的7％～57％;农户及其子群体的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间的偏差较大,且此偏差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上表现显著;以正一致为参照组,二者的偏差主要是受个人特征、政策感知、网络信息了解程度、电商技术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感知风险性的影响;其中,年龄会扩大偏差,其他因素则缩小偏差,是否知道本地有电商协会组织、是否知道农村电商的惠农信贷政策、是否了解网络购物发展信息以及是否了解农村电商发展信息对偏差的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论可以为更好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政策,以提升农户电商销售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现实境遇与完善路径——以四川“人脸识别案”为切入点

当前生物识别信息在我国社会中的运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生物识别信息具备本体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这决定了其具备与普通公民个人信息不同的重要性,应受到刑法的特殊保护,但我国既定刑事立法对生物识别信息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特殊保护.可运用实质解释的方法,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两高《解释》第5条中第1款第10项和第2款第4项这两个兜底条款,将"侵犯生物识别信息5条及以上"认定为"情节严重",将"侵犯生物识别信息50条及以上"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由此降低针对生物识别信息原本的入罪和法定刑升格的数量,最终实现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