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庄子孝道研究

庄子敏锐地观察到世俗孝道存在着虚伪性及其标准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人们的成见即人为的结果。他反对这种人为的世俗孝道,提倡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至真至诚的孝道观。庄子的孝道的道德境界分为"敬""爱""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六种境界。他认为这种孝道观的道德境界高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世俗的孝道观,并且最终与"道"、"德"相合。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忠恕之道与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

从伦理道德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探讨中国市场经济具有的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角度。利用先秦儒家中关于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核心,即忠恕之道,可以说明社会范围内参与人在忠恕之道规范下所具有的交往倾向及其特点,正是这些交往行为规范构成了作为普遍道德要求的市场经济道德基础,而这样的交往行为形成的就是市场交易行为,反过来市场交易行为也必然要求有这些规范。这说明儒家伦理中的忠恕之道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一致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合理可行的社会范围内符合市场经济交易要求的道德准则。     

从否定到返回:儒学和西学互镜关系下的演变

面对西学以及西方文明,儒学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自我调适和转化的过程,并且出现了四种主要的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是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否定"的态度,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新方法代替旧方法;二是"开出"的态度,主张从儒家传统中开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三是"并列"的态度,强调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相对独立的特性;四是"返回"的态度,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返回到儒家传统中去,以解决西方科学和民主出现的问题。     

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融合——以藏族古代儒家教育为中心

基于藏汉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民族生理学意义上的亲缘以及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通过多元渠道,尤其是儒家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传播到藏族地区,不仅改变了藏族社会的风貌,也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