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基于G-PEST模型的福建自贸区发展研究

福建自贸区自2015年4月设立以来,以独特的"一区三片"模式发挥其虹吸效应,吸引国内外企业落地.在投资环境优化、金融改革创新、企业发展、闽台两地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带动区域经济的明显提升.使用G-PEST模型,对福建自贸区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发现福建自贸区存在片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监管体系相对滞后,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自贸区内中小型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瓶颈;缺乏高层次专业人才等问题,应当完善政策保障,构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充分发挥资金保障作用;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加强区域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引进、培养企业需求人才,为自贸区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回顾与展望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导启动、由相关各国政府自主推动的多国区域合作开发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中、俄、蒙、朝、韩、日六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克服了独特的国际合作模式造成的制度选择困难、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融合困难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阻碍，在交通、旅游、能源、环境、农业、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多领域制度性合作框架，为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组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为疫情所扰而经济活动“内卷”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断增强，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中美经贸深层次博弈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基于互惠互利的中美贸易对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组装车间”角色的过程中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引领了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能够有这种高超的资源整合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性，其“经济同化力”在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开放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已经有了一定的弹性和吸融能力，正因此导致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表面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冲突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来自中美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即“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当前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正在进行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中美未来合作共赢仍是最佳选择。对此，中国需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切实推动新一轮开放，努力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     

试析文在寅政府的“三层博弈”外交

"三层博弈"是结盟外交领域的一个新型模式概念。此概念基于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提出国家对外交往时存在的三种博弈,即执政党与国内反对党间的博弈、与盟友间的博弈以及同对手国家间的博弈。本文借鉴"三层博弈"理论,尝试分析当前文在寅政府在韩国外交领域所展示的"三层博弈"及其影响。     

中介机构参与下联盟企业知识转移的三方利益博弈分析

知识转移是企业保存知识、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在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企业的不同心理压力，首先建立了联盟企业双方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次构建了考虑中介机构参与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三方收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策略选择。结果表明，在直接知识转移博弈中，转移主体的收益大小与自身的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而与对方的心理压力呈正相关，同等心理压力下知识转出方占优；中介机构参与博弈情形下，中介机构作为协作角色的博弈收益仅受博弈双方心理压力影响，且与知识接收方协作可获得更大收益，而主导角色博弈情形下收益受到三方主体心理压力的综合影响，并在主导知识接收博弈时获得收益更大；中介机构的角色选择与知识转出方心理压力变化相关性不明显，主要受到知识接收方及自身心理压力影响。     

“担保国家”的内涵及其与“合作国家”之比较

国家角色模式的演变主要着眼于国家任务的承担及其实现方式的变化，近代以来，国家角色模式经历了从夜警国家到福利国家再到担保国家的三次嬗变。民营化及公私合作的发展促使国家与私主体越来越多地共同承担公共任务，分担了福利国家的给付之累，也促进福利国家模式向担保国家模式转变，其中，行政任务的民营化及公私合作是担保国家模式的主要背景，担保国家理论便是要探讨在民营化及公私合作背景下国家对公共任务的最终落实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国家与合作国家内涵相近但各有侧重，且均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