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模型问题

布鲁尔强纲领中所反对的目的论模型来源于巴恩斯提出的目的论模式，他们都拒绝将科学的发展看作真理进化过程，认为作为一种信念的科学知识应当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鲁尔进一步提出了与目的论模型相对立的因果性模型，并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条“强纲领”，力图促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布鲁尔声称强纲领的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实际上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并不完全排斥，甚至还有所交融；同时，他关于因果性模型的论证与辩护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一种不彻底的“强纲领”。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道德合理性证明意味着什么?

道德合理性证明问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关涉理性与合理性的区分,反映出西方理性观的变化。基础主义证明方法在道德合理性证明问题上已经缺乏说服力。在当代西方伦理学中,道德合理性证明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叙事和道德论证。叙事和道德论证之间的紧张关系制约着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     

论劳丹的科学进步观

20世纪后期,美国科学哲学界的后起之秀拉瑞·劳丹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从科学进步的实质——解决问题、研究传统理论以及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三个方面来阐述劳丹科学进步观的主要思想,审视其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其作简要评述。     

商个人破产能力的正当性论证

基于历史沿革和域外借鉴的个人破产制度正当性论证曾受诸多质疑,法理根据的找寻和论证或能提供有力支持。商事法律对商法人失败退出的许可构成特殊保护,在商个人主体勃兴时代,商事法律应回归平等保护的本源,赋予商个人平等的退出机会;而商个人作为自然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造就了商个人失败退出时不同于商法人退出的制度目标。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商个人破产制度理念和具体规则中对商个人经济权利保护的体现,论证赋予商个人破产能力的理论正当性;并通过分析赋予商个人破产能力对不同类别权利产生的良好平衡效果,以及我国现阶段接纳个人破产制度的基础条件,证明赋予商个人破产能力具有实践合理性。     

建构"深度贫困"伦理关怀的理据及路径

当前深度贫困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发展能力与机会的缺失以及心理的失衡与自然、经济上的致贫因素交织互构使得深度贫困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并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人群两个方面。深度贫困主体的现实境遇启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治贫理念、方法和路径,发挥伦理关怀的功能。伦理关怀是深度贫困主体的内在需要,无论从责任、正义角度还是基于关怀伦理立场,社会都有为深度贫困主体提供伦理关怀的义务。在伦理关怀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基础,完善“深度贫困”的物质关怀体系;以尊重为宗旨,满足深度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以制度为保障,促进深度贫困群体的权利实现;以发展为目标,培育“深度贫困”消解的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