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技术

原始艺术的灵光,体现在此时此地仅此一次的现场感,但出于想留住"瞬间美好"的天性,人类发明了文字、印刷术、摄影、电影以及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它们都是广义上的复制,而艺术越来越依附于机械复制,它的升级,就是如今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效果上,不仅艺术而且人类精神也进入了"后真相"时代。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既是冲突的,又是互补和相互促进的。     

走向元宇宙：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机理与逻辑

元宇宙是一种起始于游戏平台、奠基于数字货币、并由一系列集合式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同步涌现所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其核心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元宇宙经济的兴起缘于数字技术生态和区块链对互联网底层协议的系统性变革的技术创生机理、数字孪生和数字原生开启人类叙事新可能的生存创生机理,以及数字经济在经历PC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范式转型的经济创生机理。元宇宙经济区隔为一种与之前的数字经济不同的新型数字经济,主要逻辑来自于数字货币的诞生与数字法币的发展,以及围绕着数字资产而展开的一系列新的经济生产和商业模式。支撑这种新型数字经济逻辑的重要架构是数字货币成为从争议性的加密货币到多国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共识。依托于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技术的新型数字资产在元宇宙中以NFT或NFR形态存在,它将带来一系列商业模式变革和经济生产、流通、消费模式的重组。数字身份为数字资产的创造和消费提供了新经济模式,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的双向流通创造新经济体系。在以"认同"决定价值的元宇宙经济体系中,精神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复数价值的"资产化"兑现拥有了技术基础...     

迷思与反思:计算广告学的演进逻辑与现实判断

计算广告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一直秉承着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推动,相对传统广告,它正经历模型的三维到一维、目的的品牌到直接市场、生态的直线到多方平台等全方位颠覆。然而,计算广告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数据、决策和创意是计算广告实现的思维力、统筹力和创新力,也是计算广告学构建的三种知识能力。计算广告学的外部知识供给已成熟,内部知识孵化渐成体系,回应了其学科属性。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计算广告学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着技术迷思带来的工具理性放大而导致价值理性缺失等问题,需要承担其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性双重责任。同时,基于对计算广告学的反思,分析了其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的框架设置及未来发展的整合模型,以期推动计算广告学研究的良性有序发展。     

技术嵌入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而技术嵌入是企业内化数字技术支撑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开展纵向案例研究,探究技术嵌入对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嵌入包含技术整合和技术开发,两种策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演变.其中,拼凑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而协奏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架构创新.利用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渐进创新,而探索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颠覆创新.最终,案例企业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呈现出一条"流程信息化→渠道平台化→产品数字化→技术产品化"的进阶式演化路径,数字化程度相应呈现"类抛物线"的演变规律.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并为科技型企业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价值与路径

随着政府采购的深入发展，政府采购信用体系逐渐出现政府采购信誉减损、信用信息开放和共享程度较低、信用信息的安全威胁增加、信用监管效果不佳以及失信惩戒政策执行遭遇阻塞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有利于提供安全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多主体参与、有助于多中心协同、能促进信用监管多元化。区块链技术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路径:以区块链思维重新架构政府采购信用体系的信用管理基础；以“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完善信用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以分布式账本结构打造多主体监管参与机制；以智能合约机制实现信用评估智能化。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21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思考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对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分析作为理论支撑,从技术本质、技术价值、技术异化和技术实践四个层面对数字化生存进行技术视角下的全面认识,既要肯定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意义,又要警惕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人本界限的跨越,一旦越界,就会产生技术焦虑、人类经验被取缔和群体性孤独等社会问题,技术力量异化为技术权力.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积极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价值,从而保证数字化生存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数字监管能力：概念界定、路径分析与实践演进

数字监管能力是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亟需考虑的重要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层面。数字监管能力是以信息为核心，通过信息引导监管空间各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赋能政府、市场和社会，实现预防性、精准性以及适应性治理的能力。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数字监管能力建设已基本实现从工具信息化到业务协同化的转型，目前正在数字赋能的多元共治探索过程中。未来需要继续完善信息聚合和信息互动两大数字赋能路径，着力提升社会共治水平，推动数字监管能力全方位升级。     

国际比较文学的新格局：中国学者的贡献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当代传人佛朗哥前几年在一本新著中提出，当今比较文学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其一是文学与科学，其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他在结论中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显然，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法国学派学者也认识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十多年前曾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但最近十年报告的主持人海斯却没有对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者在致力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科技人文的跨界研究中反应迟钝，且著述不多。这与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有很大关系。这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发挥领军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已经而且将继续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