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另辟蹊径的阐释在论证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除了学生时代的短暂邂逅之外，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态度，并自觉清除其思想中可能的浪漫主义要素。他与德国浪漫派在一些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说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不如说源于相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但分别给出了各自的诊断和处方。鉴于双方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因为这些观念的表面相似就轻率断言马克思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或者批评他沾染上了浪漫主义的弊病。     

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出土文物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出土文物研究历史地理述评

出土文物作为 “二重证据法”的重要实物史料，已经普遍应用于中国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研究也不例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历史地理学者围绕鄂君启节、出土地图、出土简牍与出土隋唐墓志为主展开相关研究，利用新中国出土文物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水陆交通路线、历史政区、历史地图编绘及其反映的丰富内涵、地名、乡村和基层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特征。但同时也存在对出土文物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做单个的、独立的研究较多，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出土文物与传世历史文献的比勘、印证分析往往有所缺失，提高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见木不见林的现象较为普遍。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身体的审美反思及其审美之道建构

审美的身体不仅是艺术的身体主题，也是日常现实中的身体主题，呈现为身体审美的实际参与性与在场性。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身体更是卷入消费的中心，呈现作为资本和偶像的身体表征，衍生出身体审美的若干误区。建构身体的审美之道，应当秉持客观冷静的反思性态度。在拨开身体审美误区的同时，应当警惕隐藏在审美操控下的身体异化本质，提出构建身心和谐的身体审美之道，有效抵制错误的身体审美意识对身体的规训和戕害。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自由的进路——从波普尔批判的视角出发

波普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历史规律进行预测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在其构建过程中,经济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则被排除在历史视野之外。这样,历史的目的就是通过经济上的解放来实现"实质的自由",而现存世界的"形式的自由"就在历史主义决定论中被遮蔽和忽视。然而波普尔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历史与自由的关系。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由主义的形式的自由,他是从"人的全面解放"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他认为自由不能停留在形式上,也不能在精神中解决。我们应当从经济的现实出发,在历史的、实践的张力中趋向自由王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回归"。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承揽合同之工作物受领问题——以中国台湾地区为视角

承揽工作物的受领,在中国台湾地区由于"民法"没有认为是定作人的义务,在"政府采购法"上虽然有规定,却因为契约约定将受领与验收画同等号,常有定作人迟迟不办理验收情况.又欠缺德国民法及VOB/B第12条第2项,承揽人得请求定作人就部分完成之工作,分别受领之约定,使承揽人暴置于现金流量不足的风险.从比较法的角度,讨论德国、瑞士及FIDIC新红皮书之规定,作为解决困境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