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乡土地一体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土地收益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然而,我国二元土地市场制约了土地流转,农民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构建规范、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建立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权利的有效机制,已经成为破除我国城乡土地市场二元结构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转移,农民土地的合理利用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城乡统筹中农地利益均衡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农地利益失衡的现象,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影响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农地利益均衡存在农地制度不完善,政府规制不健全,农地市场不规范,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备等制约因素。为此,应完善农地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护农民土地利益;健全政府规制机制,让政府能有效保护农民土地利益;构建农地市场机制,让市场为农民提供应得农地利益;完备农民农地利益诉求机制,让农民自己能有效维护农地利益,从而形成系统的农地利益均衡机制,有效保护好农民土地权益,和谐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与闽台农业合作深化

从利益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利益是合作的根本基础,在深入剖析闽台农业合作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是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迫切要求,强调新时期下适时转变合作模式与发展思路、在新的层面上找寻利益交汇点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关键。     

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政治权益界说

农民政治权益保障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现行理论对农民政治权益概念缺乏科学的界定,这在实践中导致了农民政治权益保障的缺失。由于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冲突的复杂性以及博弈的多元性,广大农民迫切希望通过政治权益的充分保障来有效表达政治诉求、影响政治决策,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明晰农民政治权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是有效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路径及实现机制研究

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就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是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为此需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完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相关立法,健全土地政策并加以规范;用"看不见的手"来确立农民土地的价格进行补偿,强化农民自身法律意识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论群众路线语境下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当前农民土地权益流失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必须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加快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与优化,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以切合新时期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探讨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迫切需要健全体制机制,具体地说,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努力: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在生产要素上的平等权益,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构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模式。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以苏州为例

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三集中”、“三置换”、“三大合作”等做法既节约集约土地的利用,又能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做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要将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一定要走集约节约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持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体制机制整体创新,同时要采取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要坚持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土地权益保障路径探析

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权利束,是农民作为农村集体成员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权利的综合体现。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土地权益不断受到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大量流失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我国农民的失地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依法享有的多种土地权益遭受不同程度限制。通过改革完善相关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制度,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统一城乡土地市场,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改变农民权益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才能真正对农民的土地权益起到保障作用。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视角

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阐述了现行征地制度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认为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且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并受到"公私"理念的桎梏,而界定公共利益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着现实难题,这些都是征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对此,提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土地市场中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内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约束机制,建立法治政府等。     

土地征用制度对我国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分析

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是农民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农民家庭及子孙后代长远的生产发展权和生活福利权,是涉及诸多关系与矛盾的综合性制度和政策问题。以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揭示现行制度下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症结,认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是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     

土地征收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和建设用地，失地农民增多在所难免，但这与实践中存在的侵害失地农民利益现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侵害失地农民权益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全面改革征地法律制度。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分析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土地权利之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出现了宅基地闲置和宅基地私下流转的矛盾并存现象。因我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监管混乱以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农民权益受损。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既要考虑既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也要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包括改革流转过程中的取得、登记制度,应重点把握具体流转制度的改革。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农民权益的研究综述

文章以农地制度变迁中的农民权益为主线,通过提出研究假说并加以验证的形式,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认为：农民权益是农地制度变迁的内核,重视农民权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的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兼顾博弈各方的制度变迁内在机理,才能促成帕累托改进式的制度变迁格局。历史只会选择那些为了农民、服务于农民权益,而非无视农民、伤害和剥夺农民权益的农地制度。这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共识,也是数十年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经验的凝结。在当前的城市化背景下,它应该得到珍视。     

基于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新农村社区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中重要内容,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为农村社区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护农民权益是建设农村社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农村社区发展又是保护农民权益的目标和归宿。在我国目前新农村社区发展中,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保障服务和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使得新农村社区发展受阻。为此,完善根本的法律制度体系,大力促进社区发展,是农民权益保护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关于农民土地权益若干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仅靠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并未使农业落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的历史事实的阐述,文章提出将土地权益关系的改革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并提出加强土地立法、明确土地制度中的权益关系、规范土地交易、加快土地权益证券化等与土地权益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提供必要的思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思考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农地流转制度;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地流转机制,更重要的是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使土地流转起来,由资源转化为资本,以取得规模效应、集约效应和市场效应。      

产权对价与资本形成: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创新——以成都试验区为例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在既有宪政框架下界定农地产权,再造微观基础,是维护农民利益,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生成农户财产性权利的相对价格形成机制,扩大农业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唯一正确的激励机制和效率基础。"家庭承包制"是以剩余索取权产生对农户的激励,而土地确权改革之后,"产权对价"的形成,才是对农户的终极激励。这也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土地,公正,农业发展:拉美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土地产权改革比较

本文比较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拉美的改革侧重于平均地权,在实现了农业高效率发展后重建社会公正。前苏东的改革侧重于创造地权,通过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由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两场产权改革虽没有普遍造成土地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但也未能充分实现土地价值、增加农民福利的目标。如何一方面利用外部发展资源实现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保证资源控制者不因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完全剥夺发展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设计者面临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