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刑法观的滥觞——边沁刑法思想述评

边沁功利主义刑法思想的哲学基础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他认为刑法是一种必要之恶、惩罚之恶,因此主张将"功利"一词具体化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此功利理论为指导建立刑法理论,提出了刑罚轻重设置的规则,以作为刑罚的合理根据.     

功利主义幸福观探析

产生、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的古典功利主义学派所主张的功利主义幸福观，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宗旨。功利主义学派把一切关系归结为功利关系，把道德的善恶与快乐幸福相联系。幸福意味着快乐的获得，痛苦的避免，不幸意味着快乐的减少，痛苦的增加。行为的善恶不仅取决于行为所带来的快乐与痛苦的量，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所产生的快乐的质。功利主义幸福观提倡精神快乐高于物质快乐，最终谋求精神快乐与物质享受的和谐统一。     

当代民主的困境

在讨论多元民主的诸问题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代民主似乎都面临一些基本的困境。困境之一:权利与功利。这一困境就象一条红线贯穿于解决多元民主问题的所有方案中。评判这些解决办法是不是只能在功利的基础上来进行,如对人类的健康、福利、幸福的贡献、对各种需求的满足、偏好和意志等等?是否存在完全排除出于种种功利性考虑的权利问题,或者至少     

论功利视角下的高校诚信教育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可以借鉴功利论伦理思想的合理因子，鼓励学生追求合法的个人利益与幸福，引导学生做“有远见的快乐追求者”，帮助学生自由、理性地进行道德抉择，努力实现个人的利益预期与诚信美德培养的统一。     

大学生幸福感的缺失与培养

幸福感是对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正面评价,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大学生幸福感的整体水平较高,但幸福感的缺失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并呈现出上升趋势。文章从幸福和幸福感的界定谈起,分析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对策,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以增强他们承受挫折和打击的能力,使之成为身心健康、快乐、幸福的人。     

谈林语堂人生观的文化指向

林语堂的人生观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快乐哲学思想,也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快乐哲学思想。他以享乐、幸福为文化、哲学的根本立足点和指向,认为物质享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弥补了现代作家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我们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幸福原理?

当今人们非常关注幸福问题,但对幸福的理解则歧义丛生。将拥有财富或快乐等同于幸福,视幸福为纯粹客观性活动,认为人能够"被幸福"或"幸福完全由自己决定",且幸福"与公正无关"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人们追求幸福的认知误区。其实,财富只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德行与健康才是构成幸福的更重要的因素;快乐不等同于幸福,将快乐提升为幸福是生活意义的根本要求;幸福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一种体验和心理感受;人不能够"被幸福",真正的幸福源于主体的创造性劳动;幸福也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它也来自于主体参与的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和谐环境的营造;幸福与公正密切相关,幸福蕴含着对公正的要求而公正又服务于幸福。     

毛泽东、邓小平幸福观及其经验启示

作为杰出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幸福问题予以较多关注。毛泽东的幸福观经历了从"为他人谋幸福"到"为人民谋幸福"的转变,主张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有机统一。邓小平的幸福观以人民群众为本位,以人民生活是否富裕为界定标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幸福观对当前"幸福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     

边沁法哲学中的功利原理及其证明

功利原理是边沁法哲学和整个功利主义学说的立论基础,是功利主义者批判其他理论体系的工具和武器,也是功利主义的理论对手批评的靶心和焦点。在功利原理的几种表达中,"最大幸福原理"是晚期边沁最常使用的,但几种表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功利原理是行为的指导,也是规则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后世"行为"与"规则"的对立来定义边沁。边沁对功利原理的证明过程中从"事实"到"规范"的过渡是有效的。对边沁来说,"功利"是客观的,也是有理据的。平等是功利主义的目标之一,基于功利理由的公平份额的确立,可以有效解决平等与"最大幸福"的内在冲突。     

论刑法研究中的期待可能性问题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是研究并解决行为人在无"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本质在于"法不强人所难",刑事归责只有在行为人存在非难可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如何引入该理论并用以完善刑事立法、司法,都是现在亟需深入研究的.     

面对尴尬的幸福

"孩子,轻轻告诉我,你幸福吗?"满以为衣食无忧、欢蹦乱跳的孩子,哪有不快乐、幸福的理儿,怎知大部分的孩子回答:"我不幸福,也不快乐!"更有甚者,别有一番愁绪在心头.     

庄子“ 与物为宜” 的幸福思想论

对庄子幸福思想的研究,不能受《庄子·至乐》的影响,粗略地将其等同于快乐与幸福。幸福是快乐的基源,快乐是幸福的具体体现。庄子重视的"福"即幸福,其贡献不在于对幸福的直接论述,而在于对幸福指数或幸福适宜度即"宜"的提出,在"宜"通"仪""谊"的层面,庄子的"宜"完美地演绎了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行为的合理性以及遵循规律而行为的必要性,不仅深化了幸福思想的主题,还构建了自身幸福理论的独特框架,这是迄今仍被忽视乃至无视的盲点。盘活庄子"宜"的幸福的独特因子,是提供21世纪人类幸福指数的可供选择的文化因子之一。     

梁启超对功利主义学说的"转化"与"调适"及其原因

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传入中国大多发生了"转变"和"调适".梁启超的功利观就是一种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观,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梁的功利观中明显强调"集体利益",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现,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观不同.粱启超功利观的这种转变和调适的原因,既有其受日本相关学说及西方学者对边沁功利学说修正的影响,又有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功利观"的影响.     

农村育龄妇女生育偏好现状考察——以湖北省为例

利用对湖北鄂州、黄石、仙桃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性别偏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育龄妇女仍存在一定的男孩偏好;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传统文化”为性别偏好两大主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会具有男孩偏好;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的育龄妇女越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据此,从弱化生育性别偏好角度探讨了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     

CNI模型视角下道德决策的性别差异及其跨文化比较

西方学者提出道德决策的CNI模型，克服了传统道德决策理论无法量化、不能描述心理过程、决策情境缺乏现实性以及将道义论和功利论倾向相互对立的局限。为探讨该模型对中国群体的适用性、中国群体在道德决策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决策中的性别差异，采用道德决策两难故事对中国群体进行施测，并对所收集的343份中国被试数据与Gawronski等人的研究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1.道德决策CNI模型同样适用于中国群体；2.中国女性群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对结果和规范的敏感性均强于男性，两者都偏好作为；3.西方男性群体对道德结果的敏感性要强于中方，但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要弱于中方，中国男性群体在作为偏好上稍高；4.中西方女性群体对道德结果和规范的敏感性都比较强，中国女性群体更偏好作为。研究启示：1.今后可以继续采用道德决策CNI模型对中国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2.要重视我国女性力量的崛起和被西化而过于功利的潜在风险，还要继续保持我国群体对作为的崇尚和追求；3.要正确看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道德决策倾向，在今后与西方群体进行有关道德范畴的交往和互动时，要把握住西方男性比起规范更看重结果，而西方女性既明确规范，又重视结果这一规律。     

霍尔巴赫的幸福观述评

霍尔巴赫的幸福观主要包含幸福的本质、特征和实现幸福的条件等三方面的内涵。霍尔巴赫幸福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对幸福的定义具有独创性,将环境视作幸福的构成要素具有启迪意义,对幸福与德行的关系的论述具有合理性。霍尔巴赫幸福观的局限性有两点,一是过分强调功利色彩和个人主义,二是注重安于现状,有保守主义倾向。     

论教育与幸福

幸福是教育词典之中的固有之义,幸福与教育是相生相伴的.异化的教育造成了幸福与教育的分离,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理应关涉学习者的幸福,成为既能够使学习者感受学习过程的快乐,又能够培养学习者判断幸福、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的幸福教育,从而带给人以即时与延迟、世俗与形上、外显与内隐相统一的教育的幸福.     

中国古代审美思想及其在家具艺术中的表现

中国传统家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它以独特的风格特征与精神内涵标立于世界艺术史册,折射着中华主流文化思想的光芒.从美与善、文与质、功利与非功利、养生与人伦等方面,就儒道思想对家具审美的影响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儒、道对以上问题各有偏重,并影响到具体的家具审美心理:儒家对文、善、功利及人伦方面较为重视,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主流审美思想;道家则表现出对家具艺术的质美、非功利、养生等特性的追求,是中国文人文化理念的代表.中国传统家具形式内敛、装饰规范但又在用材、工巧及品位上讲求自然适度,正是儒、道审美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何收入并不能让工作更快乐?

人们通常以为,收入越高工作就越快乐,但人们在实践中却总发现事与愿违。心理科学的研究表明,所谓钱越多越幸福,不过是一种错觉。本文从理论到实践、从科学研究到具体工作现实,系统分析了收入与工作、快乐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各种情形中的误区,为改进工作、完善管理机制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