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身心障碍者监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身心障碍者监护制度设计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必须以"纺锤状"生命轨迹理论、现代监护理念和行为能力理论为依据,在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现代监护制度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拓展被监护人的适用范围,增加身心障碍者监护制度的类型,完善意定监护制度,健全监护程序,科学设置监护的权利义务关系,增设监护监督机制,从而实现监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意定监护制度探析

意定监护制度体现了现代人权保护理念的最新趋势,是保障弱势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意定监护制度能有效保护高龄者、生理残疾者、智力障碍者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确立意定监护制度,体现了“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法治理念,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普遍将引进意定监护制度作为本国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的重点。为了顺应世界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潮流,我们应该从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现状出发,通过分析传统成年监护制度的利弊以及借鉴国外实行意定监护制度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探索构建我国成年意定监护制度的途径,尽快确立我国的成年意定监护制度。     

论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政府监护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政府以保护弱者为目的而适度介入私人生活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大,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相继构建了政府监护制度.我国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始于计划经济时代,其内容简单、操作性不强,难以适应日益增加的监护需求.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我国政府的监护职责,对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施以必要的政府监护,将国家公权力适当引入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监护领域,已经势在必行.     

论我国成年人公共监护制度的构建——以老年人监护为视角

我国当前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以老年人监护为出发点,提出应在成年人监护制度中构建公共监护制度,以弥补法定监护、意定监护的不足,切实保护个人的利益。在论证公共监护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各国立法经验与我国国情,对成年人公共监护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建议。     

关于构建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我国的老年型社会具有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未富先老等特点.我国现有的监护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不足以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亟须设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因应监护法的现代发展趋势,借鉴国外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经验,突破我国传统的监护理念,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尊重老年人意愿、区分被监护人多元化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人性化保护和支持等特点.     

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缺陷与立法建议研究

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了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观念上的滞后、立法体例上有违民法自身的逻辑性、内容上的不足等。同时提出了完善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建议，即，成年人监护理念的纳新；立法体例的完善；扩大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适用的范围；引入任意监护制度，完善监护的设立方式；根据行为能力的不同设置不同层次的监护；具体规定成年人监护事务的内容，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强化监护人的责任等。     

关于监护制度的完善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 ,是婚姻家庭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婚姻家庭法部分中专章对监护制度作了规定。设未成年人的监护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二节。与《民法通则》中关于“监护”规定的比较 ,建议稿从监护的设置、监护人、监护人的欠格、监护监督人、监护人的职责和费用、监护权的中止与丧失、监护监督人的职责、监护的终止 ,以及对被监护的成年人的监护特点等各方面作了补充修改 ,初步形成了我国亲属监护制度的框架。     

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加拿大成年人监护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成年人监护制度是对已成年但因年龄、智力障碍、身体状况、精神障碍导致行为能力缺陷的人设立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民事制度.与其他类型的监护相比,成年人监护在适用范围和对象、功能和构建基础上均有所不同.加拿大的共同决定制度实现了监护理念的重大创新,强调应为当事人的决定提供帮助而不是代替其作出决定,极大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了人权、平等和以人为本的保护理念.我国应在贯彻共同决定理念的基础上构建更加人性化的监护制度.     

财产信托制度在美国成年监护制度中的应用

财产信托制度是美国现代成年监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成年监护制度的运行与发展,关系到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利益的保障与维护。经过多年的实践,美国成年监护制度中的财产信托制度迅速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社会效益。美国信托制度的理念内涵与实践经验,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其经济保障水平,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促进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日本与大陆法系国家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历史演进

大陆法系国家和日本近来都纷纷修改成年人监护法 ,实现了由“个人主义”监护模式到“国家主义”监护模式的转变。大陆法系国家和日本的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历史发展 ,可作为我成年人监护制度从“家庭主义”到“国家主义”跨越发展的借鉴。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演进规律与现实走向

在历时性视觉，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历史范畴，呈示出从家庭主义经由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进规律。在共时性视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作为社会范畴，表现出公法化、社会化时代走向。现代产业分工和社会保障事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现代人的需要结构中精神需要的增强，文化结构中个人独立性意识提高，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的上升与主导作用，是影响未成年人监护法现代变革的重要因素。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理念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家庭责任、轻国家责任，重亲属监护、轻社会监护，重私力自治、轻公力干预，重固有传统、轻继受文明，重扶养关系、轻监护体系，重身份伦理道德、轻法律规制调整，重单位基层义务、轻政府公益保障，重人身监护、轻财产监护的特点。中国民法典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必须充分考量近40年的改革成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驱动，遵循六个规律、五项原则，把握五大关系。     

谈亲权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亲权制度是近现代各国民法中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既无亲权制度的概念,也无亲权制度的完整规定。现有的有关亲权内容的实质性规定都过于简单抽象,且体例上采用大监护的概念,未区分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而实际上监护制度和亲权制度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因此,我国应建立区别于监护制度的独特的亲权制度。     

美国成年私人专业监护人制度的启示

在监护领域内出现的私人监护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以往成年监护制度对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的保护停滞于家庭、亲属或者公共监护。但随着以社会为本位的福利国家构建的开展,现代监护法应逐渐认可私人力量对成年监护的适当介入。但私人专业监护人介入私法领域的同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私人专业监护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保险和担保制度、报酬支付以及信誉问题成为美国当今学界探讨的热点。而这些探讨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关联和功能

在民法体系中,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影响较明显的制度有主体能力制度、婚姻家庭制度、代理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其中,最直接、最突出的关联制度则是主体能力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先决前提,自然人行为能力是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基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同构;婚姻、家庭乃至亲属是人类普遍的承担未成年人监护的社会形式,家庭一直承担着未成年人监护的重要职能,在法律上未成年人监护的规范内容和婚姻家庭法规范内容必须相互交织、体现和援引.作为一项社会建设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的法律制度,未成年人监护具有主体能力制度配套补充功能、亲属身份伦理固化功能、民事权益调整功能、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职制度及其立法

监护制度一直以来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传统的监护制度全然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因此,必须首先从我国立法和理论上对监护制度概念界定的弊端入手,厘清我国监护制度的概念界定,完善我国监护制度;其次,我国的监护制度理应回归婚姻家庭法,并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亲职监护制度,以此来规范并完善我国亲职监护的法律体系。     

监护概念与性质辨析

监护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的监护制度采广义监护理念,它具体包括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父母以外的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对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三种类型。从性质上看,监护是法律赋予特定主体享有监护权利和承担监护义务的一种特殊职责,它兼具私法和公法双重色彩。实行监护职权（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统一与一致,有利于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有助于监护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     

《民法总则（草案）》第34、35条评析--监护执行人的撤销与恢复

监护撤销与恢复是监护变更的基础内容与重要环节,《民法总则(草案)》在第34、35条设置了监护执行人撤销与恢复制度,但两个条文沿袭《侵害未成年人意见》的痕迹过重,忽略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客观差异,在实践上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在理论上不符合监护原理,违背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我国参加缔结的公约的要求。应摒弃陈旧的全面监护模式,贯彻部分监护理论;应区分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不同特点,根据失职与侵害二分法重塑监护撤销制度,明确监护撤销与新监护人指定的独立关系,调整撤销诉讼主体配置,给予法院撤销监护资格,并设置撤销之诉冷冻期。     

论欠缺行为能力老年人政府监护模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全球人权保障水平的提升与成年监护理念的革新,曾经在我国发挥重要作用的现行政府监护模式因监护模式单一、未尊重老年人意愿等问题而陷入困境。 政府监护模式的设计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是平衡尊重欠缺行为老年人自主决策权与利用监护手段保护老年人权益之间的关系,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度干预。 因此,我国需要对现行的政府监护模式进行重构,倡导有限制的监护理念,提供必要的公共法律服务,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构建在政府监护机构与司法机关共同监督之下履行政府监护职责的社区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