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 ,与当时列国的纷争有很大的关系 ,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自我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信的结果。“士”的觉醒 ,主要表现在 :1、极力宣扬“士”阶层在社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强化统治者对于“士”阶层的重视 ;2、努力争取“士”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3、争取个体的人格独立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

利玛窦在华传播天学获得成功, 归功于其“基督教中国化”的策略, 即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两个层面, 趋合中国儒家文化, 求得华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他的传教充分展示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中互动、趋同的规律, 昭示着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与创新。     

唐代方伎之士与科学文化——读《旧唐书·方伎传》

儒学之士、文艺之士和方位之士,构成了唐代文化知识阶层的三大类别.旧新《唐书》里各有《儒学传》、《文苑(艺)传》和《方伎(技)传》,分别地记载他们活动的事迹。明代闻人诠在重刻们日唐书》序中说:“《儒学》、《文苑》,表以著达;《方伎》、《隐逸》,兼以察微。”历来“著达”者引人瞩目,而“察微”者则往往被人忽略。其实,不细读《方伎传》,就难以总结唐代科学文化的某些历史特点。对它加以应有的重视,将有助于唐代文化史研究。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对早期儒者民间活动的一种历史考察

儒学集团中侧重经典传授的一派在战国秦汉三百年间,俯身草泽、切磋文字、传道授业、守先待后.儒学在汉代初年的崛起,与儒家学派中的文学之士坚守民间教育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儒家在创始初期即有“用世”与“传道”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传道”一派以子夏为代表,注重经典教育,在民间从事以教育为职业的传经活动.战国秦汉之间被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的一批学者即是专以经学传播为职业的.文学之士的传统起源于子夏,但不必限于子夏后学.文学之士的主要特征是子夏学派开启的传授经典文献的教育活动.文学经生坚守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原则,他们对于从政非常谨慎,尤其对于为了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保持极大的警惕性.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中西宗教伦理的宪政意义

对于中西宪政的不同命运,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文化传统扮演了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基督教的超验之神、有限理性、对人性的双重预设与儒教的天人合一、理性自负、等级人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的上述传统,窒息了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人权保障、民主等宪政要素的生长.然而,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劲的"尊儒"意识和波澜壮阔的"排教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胜利的同时,宪政是否失去了有利的文化环境,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儒教

由《王制》的法律原则，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的一脉相承，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儒者看来，它们的宗教礼仪，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礼仪。这一点同古代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犹太教的《旧约》等宗教法典，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具有影响力的法律著作体现的法律思想大体是一致的。因此，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王制》篇从一个侧面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     

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

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基督教真理为准绳,对儒学的上帝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祖先崇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没有打算在信仰层面上接纳儒学。尽管如此,传教士的这些看法既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张力,又为后来中国的本色神学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利玛窦与儒学的会通和冲突

利玛窦为了传教,一方面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将基督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另一方面又无法去摸平相互间的冲突。尽管会通和冲突并存,但利氏成功地开创了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对话的先河。它昭示着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最好办法和最有利的态度是“君子和而不同”。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朱学与王学：儒学的二重性及其互补

朱学与王学 ,一个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约束 ,一个强调道德修养的内在性自觉。二者体现了儒学“内圣”与“外王”的二重属性 ,这二重属性恰好互为补充地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从宋至明朱学与王学孰轻孰重的论争 ,只是儒学这二重属性孰轻孰重的争论 ,也是儒学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的自我调适和补强。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毛泽东与儒家思想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全面的。而毛泽东的成长离不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其本人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重点体现在阶段性和非延续性转变之上,经历了尊儒、扬弃、贬儒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