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人口问题的后顾与前瞻——人口社会学与社会人口学断想

人口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物质内涵。解释和说明人口现象,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的种种观点和学说构成了人口理论。 这是人类悠久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 人口同社会联系在一起。人口,国家之内涵,“计社稷之安”《史记文帝本纪》而重民人,“君者,舟也”《王制》,“庶庶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王制》,荀子在《王制》二     

《清史稿·舆服志》研究综述

《清史稿·舆服志》包括舆服一、舆服二、舆服三、舆服四卤薄附,详细记录着清代的车驾制度、服饰制度、印章制度及礼仪制度。通过拓展式思维,从政治、礼仪、宗教、文化、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发掘,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清代服饰的外延与内涵,从而增加认识,使服饰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礼学与宗教学研究的融通——邹昌林新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的学术新视野

邹昌林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以《周礼》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择取宗教学研究与礼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新视野,从文化源头上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探讨我国古代国家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谈《诗经》婚恋诗中的水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在《诗经》婚恋诗中，水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更是一种原型性的审美象征意象。这一意象的产生与先民的水生殖崇拜观念、古代社会风俗习惯及礼仪制度等有关，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韵。     

西藏古代宗教中的神灵体系——以吐蕃宗教文献《五史鉴》为例

［摘要］《五史鉴》是吐蕃时期的宗教文献合集，现已经失传，不过在12世纪的一些教法史著作如《第吾宗教源流》、《娘若宗教源流》中有其文本的抄录，13世纪以后的一些著作还不断引用这些古代文献。本文主要根据上述藏族传世的教法史著作以及其他文本如《拔协》等中所保存的有关《五史鉴》的史料，通过对《五史鉴》文本的系统整理就其中涉及的古代神灵而加以归类和综述，系统的将《五史鉴》记载的神灵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求这类古代神灵在后来藏族宗教主要是苯教和民间宗教中的演变历史。     

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的文化气质

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成型的。在政治上，它以“敬德”和“贵民”思想对统治者产生一种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在伦理上，它把“孝亲”和“尊老”作为强化社会秩序的基点和手段；在礼乐方面，它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寓教于乐的文化模式；在宗教方面，则又反映出一种尊天事祖的神秘特征。所有这一切正是中国古代饮食礼仪制度之文化气质的深厚而充分的体现。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孙子》的注解。从治国战略的角度看,这些注文既阐释了孙子关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几方面的思想,同时在注释过程中又融合了儒家的治国战略思想在内,明显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是对儒家和兵家治国战略思想的融通。     

试论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

汉文化,是指两汉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汉文化自形成以后便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儒术"的内容涉及个人修养和治国理念,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儒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只有全面贯彻,不可顾此失彼,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儒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生命的学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作为国学应继承发扬并光大之。     

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

阴平古道本自西汉地名,至迟在宋代作为道路名,所涉时限却远及秦代。《三国志》邓艾破蜀的记载使阴平偏道名扬天下,但历史上作为连接南北丝路之一要道者为阴平正道。阴平正道虽路线有异,但走向大体一致,即沿白水江一线自陇达蜀,显示了一定的历史复杂性,因而相对应的文学文献遗存呈多样性特点。从文献文学角度考察河南道,它是连通南北丝路的另一要径,虽在唐以后至明清呈渐衰之势,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朝鲜朝儒学独尊下的女性境遇

朱子学是在高丽末期传入朝鲜的，但直到朝鲜王朝建立，才取代佛教而跃居于独尊的地位。统治阶级为了广泛传播性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根据朱子学的价值观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直到人们的个人生活都进行了规范。立足于性理学的名分论与正统论的儒学思想不用说在比较保守的儒者、两班社会，就在普通庶民社会都得到广泛普及，自此，女性所受束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妇德与贞节成为女性操守的两大束缚。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思想初论

针对儒家思想在由非汉族统治全国的元朝依然能取得统治地位,并顺利地传延下来,这虽然和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不无关系,但绝非全部原因,政治家的思想和实践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选取该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还原、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耶律楚材一系列思想的深入分析,得出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及实践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浅谈出土律令名目与“九章律”的关系

根据传世文献,"九章律"作为汉代的律典是确实存在的,其篇目为九篇,也是无可否认的.与其通过否定"九章律"的存在来解决出土律令名目与"九章律"篇目不相应的问题,还不如另辟蹊径."律篇二级分类说"虽然还有待完善,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而且不会与传世文献发生太大的矛盾.     

《唐律疏议》自首制度立法探析——以上官兴醉酒杀人自首案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法典范的唐律,对自首制度做了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自首制度。同时,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礼＂渗透于唐律,形成了＂礼本刑用＂的礼法关系,＂礼＂对唐律及唐代司法实践具有重大影响。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