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越”问题——关于“世界历史时代”研究方法的思考之一

正确、全面地把握“跨越”的规定性,是科学地揭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内在机制的重要逻辑前提。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仅处于起步阶段,故此,难免不出现一些不成熟的、矛盾的和模糊的看法。例如,在对“跨越”问题的探讨中,目前我国学术界不少人持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五阶段式”标示着世界性历史总体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世界性历史总体发展的阶段性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又认为“跨越”是在对照各国内部历史发展过程与世界性历史总体发     

跨越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 ,指的是没有资本主义基础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对整个资本主义阶段的跨越。中俄革命前夕 ,资本主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中俄革命胜利及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跨越论的历史证实。现实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由后资本主义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 ,也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没有资本主义基础的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后所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第一次在理论上回答了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 ,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难题 ,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具体体现。     

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论——从中国历史文化视角再评《河殇》

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论几乎是一对孪生子。因为“全盘西化”论必须以否定本民族历史及其传统文化为其前提;而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1988年夏,由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堪称为这对孪生子的典型。众所周知,历史虚无主义不同于对历史的反思。因反思目的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即     

“跨越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理论思维的重大成果，是他们的基本观点而非即时性的表态。虽然“跨越论”论及的主要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但它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一些宝贵思想，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的思想。     

“跨越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理论思维的重大成果，是他们的基本观点而非即时性的表态。虽然“跨越论”论及的主要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但它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一些宝贵思想，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跨越论”的思想。     

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三大理论支撑

对马、恩晚年提出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发展变化的高度进行辩证的理解。在社会生产力未高度发展,从而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落后国家将始终处于跨越“峡谷”的过程之中。“跨越”是一个完整漫长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实现完整“跨越”的三个重要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高度,发展和完善了马、恩的“跨越”设想。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的分析构建出“世界历史”理论 ,并以此出发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前途。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失误 ,根源于背离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方法论。邓小平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 ,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时代发展造成的历史条件下兴起 ,成为与时代并进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融入全球体系 ,在以现代性原则对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构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的民族特色。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形态的演变规律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体系,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则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主构架”。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三形态论”、特别是“五形态论”以及科学地划分历史发展阶段与全面、正确地把握社会形态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产生种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忽略了对“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所致。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旨在求教。     

辛亥革命:摧毁封建一统与追求现代统一的开端

辛亥革命在摧毁大一统专制统治的同时,将“民治”社会提升为祖国重新统一的前提。但中国的历史传统已规定了由专制走向“民治”社会的过程,辛亥革命追求的现代统一目标,只有在这一过程完结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是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设定为一个超验的、超民族的主体,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视为它的进化目标,据此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存在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同时,马克思在看待各民族经验性历史的发展时持“多线论”立场,认为世界各种社会文明分别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和历史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发展对"跨越论"思想的深化和丰富

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了"跨越论"设想,并在分析东方落后国家实现跨越的条件中提出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中国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体现出了"跨越论"的"吸收"思想,而且在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毛泽东和邓小平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思想.     

邓小平“三论”辩证思维的逻辑特色和社会结构理论价值初探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尤以呈“连续性”为特色的“思想路线论”,以呈“开放性”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以呈“整体性”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简称“三论”),综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框架.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于一般社会结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起到科学概括作用;为人们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层次及其内在规律和特点,起到明确导向作用;并为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极大鼓舞作用.     

都市民俗探论

都市民俗学应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包括对对象论、价值论、应用论等内外部规律进行理论思考。“对象论”涉及传习与应用主体的研究和主体聚集空间与存在形态的探究,对市民与居民、社区与田野做出分析。“价值论”着眼于都市民俗的文化价值,以社会、历史的把握为重要前提,进行价值类型的梳理,并以功能、时效等作为价值认定的基准。“应用论”旨在提出对都市民俗资源进行勘察、利用、保护和管理的理论,并注意把握应用的领域和重点。     

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论析

建国以来,中国文论界就“反映论”展开过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从当代文论史看,“反映论”曾被盲目崇拜,在新时期又被一些人视为文艺发展的障碍。但是,不少研究者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探索,重新赋予了它新的阐释力和有效性。其中,钱中文对“反映论”的阐释很有代表性。他反对简单地、庸俗地、情绪化地对待“反映论”,梳理了“反映论”的含义,在尊重“反映论”哲学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了审美因素之于文艺反映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审美反映”的概念。“审美反映”科学地说明了文艺反映的过程、作用,探索了文艺反映的意义和潜力,其“审美反映”赋予了“反映论”以新的内涵。具体来说,文艺反映是审美反映,它有独特的心理结构、动力源、心理定势,因审美介入了现实、改变了现实,并最终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审美反映论”不但挽救了“反映论”,而且提高了文艺“反映论”阐释文艺现象的能力,还有助于促进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环境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

环境社会学诞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学术传统。 沿着“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办”的一般逻辑去梳理“来龙去脉”。 ①１９７８ 年美国学者邓拉普等人提出环境社会学。 “生产跑步机”以比喻说明资本主义体制运行所致环境问题,而怀特则从宗教传统去追溯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 风险社会提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结构性来源。 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有济世企图。 建构主义用新策略去理解环境问题的社会过程。 ②日本学者从本土环境问题研究出发,提出“受害结构论”、“受害圈、受苦圈论”等,分析环境污染给社会所带来的多重影响。 在与环境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论争中,汲取当地人民智慧创建“生活环境主义”用以解释和解决琵琶湖的水环境治理,更有“环境控制体系论”尝试解释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全过程。 ③中国学者在发展研究中,注意到草原农牧业生计与环境的关系,开展草原退化沙化与农牧业关系的解释性和政策应用性研究。 社会转型论则从宏观和整体上尝试对中国社会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结构性改变来解释和应对业已产生的环境问题。 工业化所致水污染的集中爆发,折射着横向的各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也揭示了历时的一般性社会历史根源。 纵观环境社会学发展,呈现从“问题论”向“综合论”、从认识问题向解决问题演进。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探要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在其社会实践观和社会生产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由社会生成论、社会存在论、社会认识论、社会有机体论、社会矛盾论、社会运动发展论、社会历史规律论、社会发展趋势论、社会历史多样性和选择性理论、社会主义共户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一系列有机联系的理论所构成。实践不仅确定了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生成,还确定7社会的存在和演变的方式,并把自发起作用的规律演变为为人认识和利用的自觉活动的规律。决定历史具体进程的所谓“历史合力”,亦即各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力量。正是生产性社会实践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形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而未来社会的性质和状况,同样还是由未来生产性社会实践的性质和状况所决定的。     

邓小平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新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他从社会发展论的角度出发,提出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了实现“跨越”之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话语与心灵的社会建构——对当下话语社会建构论演进的初步考量

社会科学与实证主义的抗争从未停息过。当下的“社会建构论运动”正是反实证主义传统在后现代境况中的继续。因此,与其说“社会建构论”是一场运动,不如说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的一种共识。然而,在这一大的前提下,又存在有许多不同的主张。通过对社会建构论某些代表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发生及其在心理学中的发展进行梳理,可以探讨语言(或话语)与心灵实在间的内在逻辑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亦可以此来认识为什么社会建构论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话语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合法主题。     

马克思的“跨越论”：世界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不是“多线论”,而是世界史观图景中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史观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性思想,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人类历史的长度和世界历史的广度予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跨越论”来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