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高管薪酬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其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著.通过选取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出现拐点,超过这个拐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就会对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开始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并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展开了检验.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产融结合、高管团队特征与创新效率

选择2010—2018年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SFA模型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可显著提升营收创新效率,但会损害其研发创新效率;企业高管团队越高学历化、年轻化、男性化,越倾向投资金融企业,实践产融结合;在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高管团队特征存在显著的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不同高管团队特征的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关系呈现不同的规律。     

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来自产融结合型企业的证据

以沪深A股市场上实施产融结合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了公司高管学缘、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产融型企业内部高管学缘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换言之，当高管学缘多样性水平尚未达到临界值时，高管学缘多样性有益于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超过该临界值则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学缘多样性通过企业代理成本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未来，企业应进一步完善高级管理者选聘机制，注意治理主体之间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不断完善公司高管团队的继续教育和团队培训机制，注重培育和健康使用高管间的社会关系。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A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提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对过度投资也有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但过大的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拐点,超过该拐点,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则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更合理的工资薪酬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方向.     

论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背景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2012—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根据2012—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和技术背景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同时,对这两种背景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其一,企业高管团队受教育水平越高,研发投资越多,企业高管的技术背景越强,企业研发投资越少;其二,企业高管的两种背景之间存在积极的交互作用,技术背景增强教育背景对研发投资的积极影响,教育背景能够反向调节技术背景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本研究对于企业高管的选择与任用、对于企业的研发决策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高管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和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成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任期的异质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异质性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并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任期异质性水平的提高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影响高管团队过度投资行为的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的内部薪酬差距,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并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建议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执行和监管机制。     

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

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4—2018 年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 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 预程度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正相关的调节关系,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过 度投资的可能性就愈高;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负相关的调节 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从政 府干预、金融发展和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视角提出约束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和抑制非理 性过度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女性高管、内外部环境与企业绩效

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检验权力集中度和市场化程度对于女性高管发挥作用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提高女性高管比例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2)权力集中抑制了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3)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女性高管比例越高,但女性高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相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有所减弱.结果说明: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都应该重视女性高管对于企业发展的特殊作用,制订相应政策为女性进入高管层提供一定的条件.     

公司女性高管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女性高管在企业高管层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通过运用2014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202家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女性高管与履行企业责任之间的关系,可分析女性高管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影响力。企业高管人员中女性的存在对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女性高管的特征要素如女性高管的比例、受教育程度和管理经验等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对Facebook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案例分析,验证了女性高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产生重要影响。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     

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形式、原因与偿付研究

以黑龙江省上市公司2004年公开披露的数据为依据,分析黑龙江省上市公司被大股东占用资金的状况、形式.结果显示,黑龙江省上市公司资金被大股东占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多数资金占用属于有交易背景的资金占用,是在大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中形成的.大股东占用资金的原因包括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后遗症、公司股权过度集中、上市公司不具备独立面对市场的能力,最后分析了被占用资金的偿付形式.     

广告、研发投入对中国快速消费品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研究

为研究中国快速消费品企业对广告、研发两种产品差异化策略的有效投入方式,探究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快速消费品企业广告、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的影响效果,选取中国快速消费品企业上市公司2012~2017年广告密度、研发强度、主营业务利润率等相关指标,采用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方法对广告、研发投入与盈利能力的影响关系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进行实证检验,还依据样本所在区域、所有制类型进行样本分组回归,探讨不同情况下广告、研发投入对盈利能力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广告及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快速消费品企业盈利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广告及研发投入对快速消费品企业盈利能力有协同促进作用;两种竞争策略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及企业所有制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快速消费品企业应适度进行广告投入、加强研发投入,同时在快速消费品行业市场化和产权多元改革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不断优化广告和研发的投入配置,以寻求自身产品差异化的独特性和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性。     

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中美比较与启示

研究型大学R&D活动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研发经费是开展R&D活动的基本保障。以中美各3所知名研究型大学为案例,从R&D经费的规模、来源、增长率、支出结构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政府虽加大了对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投入,但总体投入仍不足;来源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R&D经费支出结构有待优化。建议政府对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投入要保持适度、稳定增长;加强政产学研的实际性战略联盟,拓宽R&D经费来源渠道;加强基础研究,重视试验研究,提高R&D经费的使用效率。     

基金重仓持股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相关性研究

结合中国内地股市发展的基本面环境,研究基金重仓持有股份与相应的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经济联系,探寻基金重仓持股行为背后的价值判断是否基于价值识别要素的理性分析,从而产生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正确反应。根据对中国沪深A股市场2006～2008年基金重仓股的实证检验,发现:近三年中期报告披露的基金重仓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年初的市净率密切相关。并且,伴随着中国股市的发展状况,每股净资产和每股股权自由现金流指标对基金重仓持股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中国沪深A股市场近年来的基金重仓持股行为,具备一定理性投资的特征。但是,基金重仓持股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反应还不够充分。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种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研究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研发创新能力是种业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种业公司加快新品种研发创新、扩大种子市场份额、提升经营绩效水平、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种业上市公司特点,基于熵权TOPSIS法,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和研发创新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种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模型,对其经营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发现:种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差距较大,大北农、隆平高科、农发种业经营绩效水平相对较好,发展较为稳定,敦煌种业经营绩效水平相对较差。据此提出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强种业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高种业公司经营绩效,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