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参与：社区重塑的基石

传统社区正在不断消失,政府建构的行政性的社区实际上是国家治理单元。尽管参与对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政府权力的强烈干预下,已经演变成一种仪式性行为的社区参与机制严重制约着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只有深化社区参与、赋予居民更多的社区自主权,才可能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重塑社区,但这决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社区社会组织"绿主妇"的个案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社区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在大量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性别视角很少得到关注,这与社区中活跃着大量的女性群体的现实不符.基于上海市徐汇区"绿主妇"这一由女性主导、致力于社区生态环保的社会组织的案例研究显示,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为女性开辟了充足的参与空间,而女性以其特有的性别角色优势、不可替代的特质以及柔性的工作策略等,也改变着社区治理的格局.在这种双向的促进中,女性成功进入社区、获得权力并对社区治理效果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使得女性群体从社区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女性社区参与

女性的社区参与具有与男性不同的特点,她们的参与更多的是非正式的社区互动,而正式的政治参与相对较少.如果我们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探寻女性社区参与的变化,会发现她们的社区参与会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改变是由于角色的差异所引起的社区归属感不同而造成的.女性普遍的非正式的社区互动,使她们正式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这也是她们发展自我的一个重要契机.     

性别意识视角下的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意识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中湖南样本的经验发现

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新时期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和女性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性别意识是基于女性主体性地位与反思传统的性别秩序并强调男性女性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而形成的一种性别平等意识,性别意识是建构平等的性别秩序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对性别意识视角下的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参与意识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弱;性别意识对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显著影响,即性别意识越强的女性其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性别意识越弱的女性其政治参与意识越低;年龄、政治面貌、自评社会等级均对女性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受教育年限则对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无显著影响。     

北京市X区女犯社区矫正工作调查分析--以性别为视角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市X区社区矫正女犯的基本情况和工作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女犯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等。建议在女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和视角,建立专门的谈话室,加强对女性矫正对象的分类帮扶和培训,吸收社会资源参与女犯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在女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     

沉默的女性:论职场女性管理者话语权的缺失、束缚与重构

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和拓展,中国女性管理者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及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并具有一定隐蔽性。女性管理者的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应将两性平等意识及策略吸收和纳入到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政策方针中,建立和传播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摒弃社会文化中守旧过时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定位评判,消除两性对立的思维模式,鼓励和支持男性的理解参与和两性间的通力合作,最终达到全社会共同建构一个鼓励多元化表达、包容理解且尊重差异的和谐共赢的话语机制。同时更需要女性自身的配合和努力,建构和分享属于女性的话语机制。     

家庭资本、传播媒介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基于SEM的实证分析

性别平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男女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家庭事业、能力、就业方面较男性更为现代性,但在家务方面有延续传统的趋势;城市妇女较农村妇女在性别意识上更为现代性;现代网络媒介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的影响小于传统媒介的影响;家庭资本(0.191)、传播媒介(0.237)对农村妇女性别意识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同时,传播媒介在家庭资本与性别意识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创新要依靠公众参与

我国在推进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到底用哪种方法和途径让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行为调动起来,而在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发展过程当中,公众参与和居民自治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这种参与意识和行为不仅能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居民自治的积极性,并对推动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变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与视角下的社区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中的民主意味着与决策相关的居民都应参与讨论和协商,而协商则意味着居民应具备某些辩论与对话的能力,因而在社区较好实践协商民主需要居民有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协商民主在社区推行从理论上讲有参与优势.但从实践上讲却也有参与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公共参与文化的缺失、低度的参与认同、理性人的“搭便车”心态,以及多数居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促进居民积极有序有效地参与社区协商的路径有: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居民,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从普及谈判协商知识及培育社区自组织的角度增强居民参与协商的能力.     

性别视角下务农意愿差异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2073个样本

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将女性农民推向农业发展一线,而女性农民生产意愿问题却被长期忽视。利用安徽省8县15乡(镇)19个行政村的2073个有效样本,通过Logistics模型,围绕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农业决策、生产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比较了务农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1)年龄、健康状况、连续务农时长三个变量对两性务农意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2)女性农民务农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对于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方式等变量的敏感性明显不如男性;3)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性别偏好,女性农民更倾向于流转耕地;4)虽然女性农民生产积极性较差,但她们对于生产决策权却表现出热切关注,以期破除农业生产中的技术性别隔离。在促进小农户与社会化服务相对接的小农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关注女性农民的劳动参与、经济贡献与性别价值,将性别意识融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务农意愿、务农能力与务农信心。     

社区居民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目的了解社区居民健康状况,使社区慢病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方法针对健康体检指标中代谢综合症的各个组分(体重指数、血脂、血糖、血压、血尿酸)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结果在962名居民健康体检中发现各项体检项目均正常者22人占2.3%;肥胖者占57.7%;高脂血症占57.3%;高血压占22.9%;糖尿病占15.9%;高尿酸血症占12.7%;糖耐量异常占7%,其中肥胖、高脂血症的检出率最高;年龄在(40～60)岁阳性检出率最高(高尿酸血症除外);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肥胖、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阳性检出率差异的比较有显著意义(P0.05)。结论社区居民健康不容乐观,应加强社区干预、健康指导来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市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

经济平等是性别平等的重要内容和基础,而性别平等就业则是实现经济平等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上海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角色定位的开明化和现实感知力,但同时也可能降低行动意愿.收入带给女性自立与自强的空间,但与此同时,高收入男性所希冀的"传统女性美德"和高收入女性害怕的"成功恐惧"很容易曲解我们几十年来所追求的妇女解放.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就业需要从认知引导开始.     

成都市高校体育场馆服务乡镇社区体育现状研究

通过成都市城乡结合部的7所高校及其附近乡镇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成都市乡镇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以中老年为主,青年人参与积极性较低。(2)成都市乡镇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突发性的、非自觉性的锻炼活动。(3)成都市乡镇社区居民对健身锻炼消费比较抵触。(4)成都市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闲置与浪费。应采用大力推进统筹城乡体育事业发展规划,重点抓好乡镇社区体育组织建设,完善社区体育设施,促进乡镇社区体育发展;同时利用高校资源,完善乡镇社区体育行政管理中的组织、指导职能,通过高校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质量,使高校成为社区体育健身的辐射中心,并加大乡镇社区对有关体育技术指导、体育知识教育和体育信息的宣传与服务。而所在区域的高校可有序地将体育场馆设施向大众开放,有效提高学校体育场馆资源的利用率。在城乡统筹背景下,高校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合理开放和有偿利用是对构建乡镇社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     

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时代的拉丁美洲青年（11）

在拉丁美洲国家,评价政治参与的人员性别比例差异明显。图表2.8-2.13清楚表明：在所有年龄段中,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积极参与政治。然而,这一性别差异在青年中相对较小,尤其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群体中更小。许多因素阻止了女性参与政治。比起年长的社会成员来,     

我国女性与科技相互选择分析及应对

依据2006年对中国女性科技人员的分层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女性选择科技的状况和科技对女性接纳的情况,发现我国女性对科技的选择自主性增强,但科技对女性的接纳仍存在障碍,男性比其女性同行更欢迎女性进入科技领域,同时社会对科技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为此提出要普及性别平等教育、加强女性性别平等意识等相关对策建议.     

社区营造视角下传统渔村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传统渔村是我国独特的村落形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但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严重的挑战。社区营造视角强调居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度,通过社区内的居民参与,实现渔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区营造视角也注重渔村的整体环境营造,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通过社区营造视角的应用,可以促进传统渔村保护与发展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特点。本文分析传统渔村保护与发展的政策演变以及相关活动的效果,旨在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促进传统渔村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何以“赋权”？——人类的技术与社会性别实践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     

试论现阶段我国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

本文首先对中产阶层的内涵进行梳理,同时对社区参与进行概念界定.然后,通过分析社区参与的类型、特征和渠道,认为目前中产阶层应当更倾向于自发性参与,并发现中产阶层与其他居民一样,如果在整个社区参与过程不能获得利益,那么他必然会选择较少参与或不参与.无论是中产阶层作为个人参与,还是作为一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务,最终要的就是要保持参与渠道的畅通.其次,通过分析社区参与意识后发现,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参与意识来源于其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决定于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受制于社区整体环境包括社区公共管理职能的完善.进而,通过发现中产阶层社区参与度不高这一问题.进而阐释中产阶层社区参与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受原有观念、行为模式束缚的原因,还有个人层面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中产阶层社区参与不足、社区参与意识淡薄的对策,即通过居民利益社区化、社区自治制度化、居民参与组织化、社区服务产业化这四个方面来培育中产阶层社区参与渠道和参与意识.     

城市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城市社区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主体性是推动女性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本动因,深入分析女性居民城市社区参与主体性提升的影响因素,可为制定有效的城市社区治理策略提供有益参考。综合国内外女性社区参与理论,立足宏观—中观—微观视野,分别从制度建设、社区行动、个体觉悟层面,对山东省城市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问题进行调研。运用SPSS26.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影响女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体性提升的首要因素是权益保障制度;其次为赋权增能、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和激励扶持制度。因此,应着力从加强女性居民社区参与的各项制度建设、改进社区工作机制为女性居民社区参与赋权增能、建立女性居民社区参与激励机制、鼓励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自我激活等方面提升女性居民社区参与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