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辞赋创作论

辞赋创作论是刘熙载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赋概》对赋体文学创作发生的主客体关系、辞赋内容的具体要求以及赋体文学审美特点在创作中如何实现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深入地探索。刘熙载的辞赋创作论不但对研究古代赋体文学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论古代三种类型赋作--为帝国、为科举、为抒发个人感情而赋

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可创作出水平不同的古代辞赋。其创作背景主要有三种：帝王影响、科举试赋及抒发个人的情感。帝王影响下创作的赋篇作品极多,赋家和赋作都受到重视。科举试赋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佳作难见。除此之外,赋家为自己理想愿望作赋或用赋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有可能写出动人肺腑的辞赋佳作。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唐末辞赋创作的转向与赋学思想论

唐末是中国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各体辞赋创作纷纷出现转向,骚体赋在言情之外．融入议论说理的成分：骈体赋脱离了唐初以来的俪美和骈对习气,亦以议论、说理入赋;律体赋脱离科举,转向咏古和对情志的抒发。文体赋开始出现。在赋学思想上。表现出辞采派和讽谏派的交互。同时也有重情和重古的观点出现,对屈原、宋玉和扬雄的看法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韩国赋序简论——以《韩国文集丛刊》所载作品为中心

《韩国文集丛刊》所载赋序有150余篇,其中最短者10余字,简明扼要地交代写作缘起,最长者近千字,自成一篇完整的散文。有些赋序本身具有文学性,有些则交代创作动机与背景,有助于我们整体观照韩国辞赋创作以及相关的文化场景,也籍此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体在域外被接受和发展演变的背景。另外,赋序所反映的韩国赋家对辞赋文体的理解亦即辞赋观,对几无专门赋学理论作品的韩国辞赋研究而言,不啻为第一手文献资料。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宋代科举辞赋论略

宋代科举辞赋分为考场内外两大类。宋代科场考试辞赋保留至今的极少,主要原因是此类作品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作者及他人都不够重视,随时流失。考场辞赋主要内容是“颂圣”,唯遣词造句必求古雅厚重,多用典故。考生政治品性也有偶尔流露,所秉承的是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传统。宋人通过任何一级考试都有谢启与贺启,这类往返信件之文体都是程式化的骈赋。谢启乃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所作,虽然以应酬为主,但是,能文者或于骈偶之中叙述种种事实,表达种种观点,如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对自我家世的追述等,其内容与情感远远比科场律赋丰富多彩。上述两大类辞赋之外,苏轼《复改科赋》独树一帜,苏轼关于诗赋考试更易于选拔人才的观点,贯穿全赋。宋人辞赋创作中,讨论科举制度变革者仅此一篇。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论胡广与明代文学走向台阁体的过渡

胡广作为明朝前期重要的文人和政治人物，具有关键性的过渡地位，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表现。他在治国理学系统的建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推动了台阁制度的建立和台阁文风的形成与发展，在从开国文风到馆阁文风的转变过程中，从相对自由的气息到台阁气息增强的过程中，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历史的过渡阶段，时代的反差造成际遇、心灵与文风上的反差，使胡广身上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心中的愧疚和对生死的思考始终难以释怀。鉴于胡广重要的过渡性地位，对胡广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明代文学研究。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格调说的文体学意义

体裁、语体、风格三者是文体的基本要求。格调说具有一种文体学意义，它是一种文体学理论。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它标举“雅正”、“中正和平”的艺术风格，它倡导比兴、含蓄、均衡和谐的语体，它有着著我与学古兼取的文体生成机制。     

论露布文体的演变与定型

露布文是中国古代的新闻文体之一.东汉至三国时期,露布文由特殊的制诏、奏章向军事捷报转变;南北朝时期,露布文采用骈文体制,体例成熟;至隋朝,露布文在宣露布礼上被宣读,是对其新闻传播功能的强化.唐宋以后,露布文被纳入科举考试,其创作逐步趋向了时文化.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文赋》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赋>是陆机探讨文学理论的专著.在<文赋>中,陆机第一次提出了为文"用心"的问题."用心"问题即文学创作心理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谈"心"者不少,但直接阐述文学创作心理问题,并将其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对象,陆机是第一人.陆机的<文赋>具体阐述了应感问题、想象问题、语言问题和灵感问题等诸多文学创作心理问题.<文赋>直接而具体地探讨文学创作心理问题与我国古代哲学"以心为主"的理论探讨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     

韩、柳古文创造的路径及其体性

在对韩、柳古文运动及其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文道理论尤为重视,而对于古文的文体创造与体性却有所忽视.本文指出,韩、柳古文的创造主要遵从了三条路径:从时态上看,是非今革古之路;从语体上看,是融合骈散之路;从观念上看,是出文入笔之路.正是这几条路径的选择,创造出了韩、柳古文这种混合今古、以散带骈、跳出文笔的全新文体,中国散文学史也因此从文笔对举阶段走向了诗文并称的新阶段.对于以往研究中诸如古文运动以骈文为对立面等不实认识,本文也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