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立,对严惩毒品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犯罪的构成着手,正确把握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客体、客观、主体、主观等方面的特征,准确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以"持有"为前提的毒品犯罪的界限,以期严惩当今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现象.     

毒品再犯相关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1997年刑法为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在第356条中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之罪的,从重处罚。”文章从对该条文的学理争议入手,在论述毒品再犯的构成条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其与一般累犯和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它是有别于刑法总则规定累犯制度的一种毒品再犯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对在毒品再犯制度适用中出现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研究。     

新型毒品犯罪浅探

本文分析了新型毒品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即 :新型毒品犯罪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娱乐场所 ,主要人群是经济条件较好的“白领” ,走私入境与境内加工、制造并存 ;在打击新型毒品犯罪中存在的问题后 ,本文从宣传教育、打击力度、立法、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的对策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疑难问题探讨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应包括帮助毒品犯罪分子毁灭、伪造罪证的行为方式,对于本罪对象规定应从四个方面把握;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人能够成为本罪主体,对于本罪中的明知应从明知的时间、内容、程度三方面理解;对于本罪第二款的规定的理解关键是理解本款规定的"掩护"的含义以及对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掩护、包庇行为的定性问题。     

毒品犯罪情报的审判运用研究

由于毒品犯罪组织结构和毒品交易形态变化,情报已经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关键。情报运用于毒品犯罪审判,存在违反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无法转化为证据以及情报共享不足的问题,这限制了情报运用的有效性。其原因在于毒品犯罪侦查的现实困难、情报缺乏诉讼法地位以及无罪推定的理念尚未形成三个方面。对此,既要坚持打击毒品犯罪与公民权利保障相结合的原则,又要在实体层面正确区分情报与证据,关注情报的证据转化形式,使公检法三机关对情报充分共享,发挥情报在毒品犯罪审判中的效用。     

关于运输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运输毒品罪是一种严重的毒品犯罪,由于这一犯罪与其他毒品犯罪既有密切的关联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应注意把握其构成特征,而且应弄清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走私武器、弹药罪争议问题探析

走私武器、弹药的犯罪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对外贸易的管制秩序，而且违反了国家对武器、弹药的管理制度。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从该罪的本质特征出发，对犯罪对象、犯罪主观方面诸问题进行实质解释，以期在现代刑法理念的框架中，有效遏制走私武器、弹药犯罪的出现。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主要类型,也是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危害与威胁最严重的一类犯罪.如何从刑罚适用的角度探讨打击方法,是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背景下的毒品犯罪新动向及其规制

随着我国对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传统的毒品犯罪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手段和方式也已经被侦查机关所熟知和掌握。但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毒品犯罪提供了新的阵地，毒品犯罪在网络背景下也呈现出新的动向，其匿名性、隐蔽性、移动性等特点为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网络背景下有效防范、打击毒品犯罪应从技术、法律、道德等方面入手。     

运输毒品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运用选择性罪名的立法技术,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相并立。但是,相关条文对运输毒品罪基本特征的描述采取了简单罪状的立法形式,法条粗简,无法与实践中纷繁芜杂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效对接,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多混乱。因此,对运输毒品罪的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有助于提升治理毒品犯罪的整体成效。     

我国刑法中走私犯罪的特征及其惩治

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走私犯罪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特点。为适应惩治走私犯罪之司法实践的需要,中国内地立法和司法领导机关不断创制、修改、补充和调整法律、司法解释,构筑了目前我国惩治走私犯罪相对完备的罪名体系,体现出法网严密、惩罚严厉等惩治特点。但是,从科学合理和发展的眼光来考量,走私犯罪中关于武装走私行为的定性问题、增加保税货物的种类问题、不准确关键用语的修改问题、限制和废止死刑问题等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洗钱罪构成要件探析

我国新刑法规定的洗钱罪,作为对某些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追究犯罪行为的正常管理活动;本罪的主体是上游犯罪分子及上游犯罪共犯以外的人,属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在客观方面,洗钱就是对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不法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其手段和方式多种多样;在主观方面,本罪属故意犯罪,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多次犯的刑法规制、理论发展与生成机理探析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多次犯,是指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因多次实施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被行政主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种违法行为构成的犯罪。目前我国的刑法中有十多个罪名设定了多次犯的构罪模式,以司法解释为主,刑法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尚未统一、研究也相对较少。多次犯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产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并无多次犯的明确规定,但此后的若干单行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开始出现此类型犯罪规定,1997 年《刑法》吸纳了前述单行刑法与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之后的多次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使得多次犯逐渐成熟与定型。在我国刑法中,多次犯因其具有严重侵害法益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防控犯罪的需要、固有刑法打击此类犯罪难度较大等因素而成为区别于结果犯、危险犯等犯罪类型的新的犯罪类型。     

论洗钱罪的几个问题

洗钱罪是 1997年刑法确立的新罪名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 ,对本罪的认定与适用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认为洗钱罪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上游犯罪具有交叉性 ;主体不应包括上游犯罪的主体 ;洗钱罪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是法条竞合的关系     

“毒品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简

毒品滥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应当严格区分。毒品最终危害结果发生需经过毒品制造、流通直至消费才得以实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行为犯,仅发生于毒品生产、流通环节;在因果关系方面,该行为与毒品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属于间接因果关系。另外,毒品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须依赖毒品的吸食,吸食者作为意志自由的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一定责任。这些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不应再评价为刑法中最严重罪行。而且,将毒品犯罪理解为最严重罪行,也难以符合罪刑均衡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明确上述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进一步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侦查权属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当属于我国检察机关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日常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将所专属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其内设机构中进行具体划分。目前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享有职务犯罪初查权或侦查权的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五个部门。起初作如此的划分其初衷有其一定道理的,但面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牵连化,如何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侦查管辖职能划分,是当前面对牵连案件管辖必须予以回应的问题。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侦查管辖权的权属现状与存在问题,通过追本溯源提出一些有关司法制度性建构的建议,便成当务之急了。     

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应对困境及出路

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利用网络技术衍变出的涉众型金融犯罪新样态，具有隐蔽性更强、手段更新、整体性更明显、网络化与组织性更突出等特征，加大了司法机关对其发现、认定、调查、取证等方面的打击难度。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了防范和化解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带来的重大金融风险，检察机关应加强刑事司法介入的职能，坚持打防结合，强化内外联动，通过提升刑事打击能力基础、创新运用监督监管手段、构建协作共建机制等措施，建立司法机关治理新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工作体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体现出检察机关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