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大多没有了传统的英雄叙事品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争结束的和平生活中,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到处显露的是生命与灵魂的被毁坏,“毁坏”意识已然代替了英雄主义题旨.现代作家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实质上成为地道的“反战文学”.这是20世纪有关人类争端的新认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鲜明的纪念.可以说,“反战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史上沉重的伤痕之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信念和现代人的裂解痛苦.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根深蒂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的“中西中心主义”;在大学课程教育中表现为许多大学不讲东方文学,使“外国文学史”变成“西方文学史”。这些都对我国的学术文化生态的平衡、对年轻一代完整健全的知识结构的养成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学者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丰富,研究水平很高,但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培养、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材和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学习、所理解、所关注,从而使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这必将有助于营造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存在”与“虚无”:何谓非洲文学史?——以朗松实证主义文学史观批判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朗松通过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确立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归纳法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史写作,也对非洲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的后殖民主义著作《逆写帝国》就是朗松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物。中国的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从批判朗松的历史学原则开始,否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所谓的“主体-客体”关系,重新建立起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在法国的思想界,是萨特真正开创了非洲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出的“意识描述”的方法来自他对朗松实证主义的否定以及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继承,萨特的思想对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新思考萨特“意识描述”的方法,将非洲文学史看成是主体的主观化的历史。     

中国文学史学的历史感浅析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历经百年,著作林林总总不下千种,总体看来,模式不一,侧重不同。文学史的发展是由传统到现代演变的,传统文学观与西方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碰撞、整合在所难免。正确把握文学史学的历史感,寻找和构建一个供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交流对话的平台很有必要。撰写文学史,要贯彻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厘清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朱湘诗歌论

1 有人说新诗是“泊来品”,这话并不确切。固然,产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诗人们从西方借鉴,不但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生活感受、意境、情绪等,也引起过“五四”以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共鸣,触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甚至被明显地“引进”到中国诗歌作品中来。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外来因素,中国诗歌随着时代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内     

“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

长期以来 ,“语”、“文”分离的存在 ,造成了中国文学思维脱离语言而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达意 ,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 ,这就和“语”与“文”同一的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学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材料———文字及其组合关系一直处于流变之中 ,导致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从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单文思维阶段 ,过渡到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的合文思维阶段 ,再到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语文思维阶段 ,从而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史分期诸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地理学转向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的不断拓展,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动能已经被耗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到了一个需要继续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对支撑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性”和“纯文学”两个中心观念及其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应该质疑和反思.如果能够跳出线性时间思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许都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得到破解的灵感.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由“尾声”向“先声”转型的理论之桥─—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许多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章节却因人为的忽视被遗落在历史丛山的深处。自戊戌到“五四”（1897～1916）这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忽略的时期。它的被忽略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关。在古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尾声”草草收场，在现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先声”，而鲜为论及少被关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杨哲声以他独特的敏锐关注到这一充满着“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的时期。他的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从国民性思想研究、翻译观、文学观…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