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明代监阁体制探赜

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从“六卿分职”到“监阁共理”体制的嬗变。司礼监与内阁于颉颃制衡中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了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但这种“监阁共理”体制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在体制的动态运作中,由于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明代相权于司礼监和内阁间的游移,以“监阁迭相”的方式发挥其“内外相维”的政治功能。这种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明代“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从而确定了明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清代督抚甄选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制度建设已逾封建社会历朝之首,显示出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绝对化高峰的特征。在中枢机关的设置上,军国大权的掌握由顺治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转至内阁,又移为康熙时的南书房,再至雍正时的军机处。随着中枢机构权力的递变,其机构本身便愈来愈成为皇帝弄权的御用衙门和驯服工具,促成了君主集权政体     

刘宋元嘉时期的中外军体制

景平政局中,宋武帝刘裕初步建立的中外军体制迅速崩溃,刘宋皇权摇摇欲坠。以荆州方镇入主中枢的宋文帝刘义隆采取诸多措施,重建了新朝的中外军体制,并将其推臻极盛,刘宋政治也在这一时期达最佳状态,至有“元嘉之治”之誉。但由于专制皇权本身所隐含的各种矛盾无法克服,这一体制很快产生裂痕,文帝巩固中外军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通过对这一体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元嘉时期的政治。     

西汉中枢职官的设置和演变

西汉中枢职官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国封建社会在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以后,随着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发展,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始皇通过朝廷百官发号施令,牢牢地掌握着统治大权,并且通过地方各级官吏把他的统治意志推行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当时的官僚制度基本上体现了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其中尤以身居中枢的丞相地位最高,发挥的作用也比较突出,但是就整个官僚体制来说还很不健全。由于秦王朝寿命短暂,使这种新的封建官僚制度没能得到稳定和充分发展的机会。     

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研究认为 ,“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张璁等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 ,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本文认为 ,“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 :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 ,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 ,具备了武力优势并进行武装镇压的结果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与中枢政治

唐代德宪两朝承安史乱后之政局,在宰相淡出中枢决策系统、差遣使职进一步侵蚀国家行政机构、宦官专权以及藩镇跋扈的政治环境下,皇权出于对中枢决策的集中的要求,提高了翰林学士草诏出令、参决大政的职权,使其跻身于中枢决策,成为辅助君主居于禁中集权决策的重要政治力量。     

论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

清代,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宰辅制与部院制相结合的一整套官制。自雍正八年起,内阁权力转移到军机处。军机处对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成为事实上的宰辅,近乎政务中枢。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主要是八大衙门,即六部及理藩院、都察院,此外尚有大批佐理机关,及专为皇族和宫廷服务的机构。这种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陆续出现了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总税务司等新机构新职官,但国家机构的模式依然如故。戊戌维新时期,新兴     

关于清代督抚甄选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制度建设已逾封建社会历朝之首,显示出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绝对化高峰的特征。在中枢机关的没置上,军国大权的掌握由顺治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转至内阁,又移为康熙时的南书房,再至雍正时的军机处。随着中枢机构权力的递变,其机构本身便愈来愈成为皇帝弄权的御用衙门和驯服工具,促成了君主集权政体的形成。对于中国广大地方区域的统治,除少数地区设立将军和大臣抚治以外,清代实行以总督、巡抚统辖各省的地方管理制度。督抚是为“综制一方”、“统辖文武”的封疆大吏,中央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督抚而收集权实效,督抚是中央控制全国备地局势的主要力量。督抚作为地方官,原则上不受中央各部指挥,直接奏事于皇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论明清内阁制度形成的集权与有限分权

内阁是明清两代设于内廷的一个重要中枢辅政机构，在内阁的孕育与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统治者皆施行向上集权和向下分权的手段，以达到君主的绝对专制与宰辅集团的分权制衡目的。在高度集权之下，有限分权还有其必然的原因与合理性。     

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高度发达的时期,朱元璋和以后嗣君为了实现“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对国家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明朝独特的政治体系———中央双轨辅政体制,使皇权得到了空前强化。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略论清代的档案管理

略论清代的档案管理方瑞丽我国历来有修史借鉴的优良传统，与此相关，则是对档案文献保存的一贯重视。清代的档案管理进一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作为中央中枢机构的内阁，是清代档案管理的最重要机构，它下辖有内阁大库、皇史和副本库三大档案库房。军机处兼管的方略馆，则...     

试析明朝内阁制的政治效能

明朝内阁制度的建立是封建社会末期上层建筑的变革 ,并成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内阁制对明代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产生的重大政治效能 ,在其形成、职权、地位等方面有所体现     

试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1932年“五.一五”事变后,日本政党内阁垮台,日本政治也由此过渡到了军部法西斯专制政体。政党内阁时期,政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受到明治宪法体制内部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虽然掌握政权,但未能抓住时机,稳固统治根基,而是在与整个体制的妥协中葬送了性命。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政党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各主要政党都是与藩阀势力合纵连横的产物;政党内阁人员构成复杂;并且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也终究未能摆脱天皇制家族国家思想的束缚。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

夏言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代第一个被杀的内阁首辅。他在历史上有着突出贡献:在政治上加强内阁权力,限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重视人才选拔,改革科举制度;在经济上查革冒滥,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查勘庄田;在军事上巩固边防,击安南收国土,议复河套以取百年功。明中期阁权以及阁权与皇权之争十分激烈,夏言遇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排挤,自身骄慢又引起明世宗不满,最终造成他悲惨的结局。     

明人内阁性质观点述评

由于朱元璋对外朝和内辅领袖的猜忌,明朝内阁始终没有从制度层面被明确为像以前朝代那样普遍存在的具有政务统筹、内辅作用的机构;而行政体系运行的惯性又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存在。明代朝野对于内阁的指责,既有不尊祖制、越位,又有缺位、不作为。而明朝人士关于阁臣"只备论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与"虽无相名,实有相职"的矛盾性论断,恰恰反映出内阁地位的尴尬和明朝中枢制度设计的缺陷。     

翰林学士院与皇权的距离:金末益政院设立的制度史意义

金末哀宗时期于内廷设立的益政院,是皇帝重要的中枢顾问机构,同时也是哀宗改革弊政、敦崇儒术、重用士人的重要表现.而益政院的职能及其官员群体的构成,说明它其实是取代了唐宋时期翰林学士院的中枢顾问职能.益政院的设立,在制度上说明了金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以及其与皇权之间的明显疏离状况.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