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环保执法的利益阻力及对策探析

论述了我国环境问题呈不断恶化趋势,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状。分析了环保执法效果不佳、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利益分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合谋、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影响环保执法有效性的因素。提出了推进税制改革、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建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等措施。     

绿色绩效考核与区域环境治理——来自官员更替的证据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牺牲环境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区域环境质量成为决定官员升迁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考察官员更替后的区域环境质量,以2006—2013年我国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可检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对新任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东部地区,异地调入的新任官员上任后,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且法制环境越完善、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效应越强。在未来应进一步强调"绿色GDP"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深入落实综合政绩考核机制,激发地方官员治理辖区内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失信惩戒法律规则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失信惩戒呈现低层级立法泛化的趋势,根源在于失信惩戒法律制度和规则的缺位。失信惩戒机制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价值取向。惩戒主体应限定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剔除商业公司,惩戒对象不宜包含未成年人等特殊主体。失信行为的判定标准必须协调社会信用体系构建与信用主体合法权益保障,根据行为性质划分失信行为类型。惩戒措施应当实现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恪守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相称的基本原则,理清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惩戒目的间的逻辑关联。虽然民法典规定了信用评价不当的处理规则,但失信惩戒机制仍有体系完善的空间。国家仍应建立信用恢复的统一机构、制度和标准,规范错误惩戒的救济方式、时限和内容,确立恶意申请和违规惩戒的法律责任。     

论我国政府诚信的构建

政府诚信建设对于维护政府权威具有重要意义。而反观我国政府目前的表现，却发现政府失信现象十分普遍，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政务不公开、官员腐败、官僚主义作风、数字造假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的“官本位”思想、强政府弱公民的社会非均衡态势、社会监督约束机制不到位以及缺乏对失信行为的有效惩戒机制。基于此，我们可以从强化公务员的诚信意识、建立政府诚信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完善失信惩戒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及加强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几方面来构建我国政府的诚信。     

陷入“惩戒牢笼”:失信惩戒是否抑制了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

失信惩戒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已初见成效,然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却鲜有关注。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提出失信惩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惩戒牢笼"假说,并通过使用地区腐败作为工具变量的截面数据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发现:（1）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因果关系,受"惩戒牢笼"所捕获的企业其研发创新活动受到了显著的抑制,惩戒强度越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越低;（2）国有企业正向调节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因果关系,且主效应为正,这在于国有企业的"合法性"基因使其具有更强的惩戒免疫力,高压惩戒反而提升了其创新意愿,其研发创新与惩戒强度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论析行政执法行为失信与企业失信

信用建设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该文从政府行政执法失信情况着手 ,论析了政府行政执法行为失信对企业失信的影响 ,并探讨了目前政府如何加强执法信用建设 ,来促进企业守信建设的对策。     

中国式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空气质量的省级实证研究

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利用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检验中国式分权对我国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经济发展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分权提高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转折点所要求的平均收入水平。支出责任过度下放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而充足的财政自主权能够抑制空气污染。此外,中国式分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和科学发展,是改善地方环境质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必要举措。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企业信用监管中行政处罚的法治化指标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必须对企业实行信用监管。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行政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处罚手段。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轻审批、重监管”的大趋势下,政府部门对企业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趋于谨慎,甚至弱化。这一方面释放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加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信用管理工作应当兼顾柔性和刚性的监管与行政处罚,明确两者关系,合理运用“二元化”模式。对失信企业行政处罚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失信行政处罚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信用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企业信用监管部门在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时,必须在处罚决策、处罚程序、处罚救济、处罚监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环保激励委托—代理人问题：来自中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证据

环境保护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本文以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切入点,研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央—地环保激励政策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创模”前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未能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监督不到位、未严格实施复审机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短期性的政策手段、甚至操纵数据,导致“创模”不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激励政策。最后,研究发现“创模”活动具有政治激励效应,良好的城市环境未显著提升官员政治晋升机会,但“创模”活动显著地为地方官员带来更多的政治晋升机会。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家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部门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本地环境规制程度显著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环境规制程度越低。(2)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本地环境质量。(3)本地污染水平同时受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影响,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环境污染。(4)贸易开放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和约束;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12年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成为普遍现象,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越落后的地方,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这表明,政治关联是制度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     

独立董事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双碳”目标的当下,社会高度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独立董事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起到监督作用,但独立董事又往往具有政府背景而形成政治关联。本文采用中国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负面和正面环境信息披露分别具有抑制和促进效应,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政治关联度越强,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度越弱,正面环境信息披露度越强。这种负向效应在具有省级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为明显,而正向效应在具有中央级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显著。同时,加大中央反腐力度、环保督察强度以及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度,均能有效降低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的遮掩效应,甚至让该效应消失,并强化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正面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无疑为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政策指引。     

政治关联、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19年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并揭示政治关联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环境税负显著地促进其环保投资,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政治关联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环境税负与其环保投资的关系,并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该作用更为显著。政府在实行环境税的同时应配套积极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并且政策导向应结合各地市场化程度而异。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失信行为的特征、风险及惩戒方略

失信行为总是与风险、危机相伴而生。防范、化解因失信行为引发的管理失序、社会失范等问题，对实现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失信行为存在如下特征：失信主体呈现多元化、虚化，失信原因呈现多重诱因交织，失信场景呈现现实与虚拟关联，失信过程呈现渐发与突发转换，失信影响呈现裂变式扩展。就其现实风险而言，失信行为易导致人们道德意识扭曲，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加大转型期社会治理难度。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失信惩戒方略应以现代化为指向，以法治为底线，以德治为支撑，以问题为导向，以联合施策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