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取义 美刺言诗——《毛诗序》批评方法探析

断章取义、美刺言诗是汉代评《诗》的基本方法.所谓断章取义,原本是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在政治外交场合用《诗》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将这一方法引于文学批评,以孔子取“思无邪”对《诗》进行的总体性评价最为典型.汉儒说诗则是对这一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美刺言诗,则是指汉儒接受了《诗》中出现的美刺端倪及《荀子》、《乐记》中形成的美刺观点,并以此作为一种原则和方法运用于对《诗》的批评之中.大量的史料证明,汉儒传诗的毛、齐、鲁、韩四家之间虽有古文今文经学之争,但在运用断章取义、美刺言诗的方法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今之所存的《毛诗序》界定“风”是“下以风刺上”,“颂”是“美盛德之形容”,“雅”是“言王政之所废兴”.既认为“风”为讽谏诗,“颂”为颂美诗,而“雅”的颂美和讽谏与否,则据王政的废兴而定,便是以这一方法来评价《诗》的.与此同时,汉人在自己的著作文章及日常言论中大量地引用《诗》的语句来表达自己对各种社会、政治、伦     

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

就西汉四言诗而言 ,从韦孟到韦玄成 ,《诗》《骚》时代最广泛的以叙先烈、述祖德而讽谏的诗 ,已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 ,汉儒强调“美刺”的《诗经》批评与当时的实际创作完全脱节。四言诗的赋化倾向是诗人力图消解这一矛盾的努力。西汉四言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不是遵循“美刺”的原则而是回到传统的“言志”的主旨上来 ,四言诗才有可能找到新生之路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毛传》“独标兴体”的讽喻意蕴

《诗经》中的“兴”，是古人借诗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人们用《诗经》的“兴”法来讽喻时政，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情怀与志向。“兴”不单是一种简单的引起，它还是诗学中的一种讽喻性诗体。《毛传》“独标兴体”揭示出了作品中隐含于物象中的与讽喻相关的政治意蕴。“兴”在诗歌中具有一种对人进行“启发、鼓舞、感染”的社会功用。     

论郑振铎的《毛诗序》研究

郑振铎论述了《毛诗序》于《诗经》于文学的不良影响及其“美刺”的自相矛盾,考证了《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新的《诗经》编排分类说。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上)

姚际恒既具有清初启蒙思想家怀疑权威的学术勇气和理性批判精神,又具有乾嘉学者考据训诂的精细与执著。《诗经通论》质疑了《毛诗序》的“美刺”说和《诗集传》的“淫诗”说。姚际恒的诗学体现了回归原典、契合语境、以意逆志等诠释原则。《诗经通论》是清代疑古派的代表作。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

歌与诗起源于不同的言说时空。歌源于原始人类自由的言说,诗则起于西周集居住、行政、宗教祭祀于一体的宫廷政坛的＂限定言说时空＂。不同的起源,决定了歌与诗不同的原始功能：歌的本质是音乐,更多用于个体的抒情言志;诗的原始本质是一种政治工具,其原始功能限定在政治的歌功颂德与讽谏。     

汉代官方舆论收集机制

两汉政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意,形成了一套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信息收集系统,包括天子求言与百官进谏、朝议、吏民上书、使者采风、倾听民意等制度,既吸收了由所谓“进善之旌”、“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等构成的古制的合理性内核,又摆脱了古制富于理想色彩、适合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它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崭新背景为平台,以现实政治实践为基础,因而更具可操作性,为两汉统治集团及时掌握行政信息、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汉代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意识。但是这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专制制度本身又是限制甚至阻碍这一系统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因此汉代下情上达之途仍然不够通畅。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两晋拟古诗成因浅探

目前 ,学术界对两晋拟古诗成因的探讨还不够全面、深入。从大的文化背景着眼 ,结合两晋时代背景 ,指出中国古代文人传统的依古意识、当时之意象理论、那一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是促使两晋拟古诗产生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因     

论宋代台谏与文官集团的重组

台谏之横使之成为宋朝掀动政潮之地 ,而文官集团作为宋代政治的支柱 ,它们的分裂与重组 ,与台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此入手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台谏固然使人主“不至于偏至之谗” ,但它更多的则是引发文官集团分裂的直接动因 ,也使宋朝不能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其次 ,这种现象的生成 ,与宋代的政治制度有关 ,与宋代人主的人本思想及其宽容的性格有关。另外 ,言官动辄以道德苛咎别人 ,但儒家队伍必须依靠纪律的约束 ,而不是道德的力量。故而 ,台谏与事功本身却是毫无补益的。     

灾害与政治:元朝应灾议(谏)政初探

应灾议(谏)政是封建王朝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方式。元朝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统治者提倡应灾议(谏)政,鼓励官员指出朝政的过失,作为施政的参考。元朝应灾议(谏)政主要有两种形式:百官集议和官员上书。元代应灾议(谏)政总体上说效果不大,有时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王珪、魏徵:儒家诗教观的履践——贞观宫廷诗风研究之三

王、魏徵二人是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的主要人物 ,又是这一文学观的自觉履践者。高度的政治警觉和骨鲠儒雅的品格 ,使他们以诗为谏 ,把诗歌创作作为实际事业的一部分。从内容到风格 ,二人的诗作均表现出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履践和北方诗风的延承 ,诗风古朴质直 ,因而在南朝化的贞观宫廷诗坛独具特色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