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专题笔谈——底层为何写作

张清华认为，底层写作所应该引发的，是诗人的精神良知与责任感，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公共领域中道德价值的维护，由此可以给萎靡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以一点改变，对社会的道义状况也是一种促进；赵金钟认为，“打工诗歌”直面人生现场和第一体验，是对概念化、公式化写作的撞击，其拙重质朴的意象直接叩响读者的心扉；何轩认为，“打工诗歌”记录着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且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张德明认为，“打工诗歌”借助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营构出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龚奎林认为，打工诗人在物质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以自己的笔和诗建构起人在旅途的精神家园和独居异域的文化故乡，其抵抗资本异化的救赎意义不言自明。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     

网络诗歌书写语境下的郑小琼诗歌——兼谈网络传播对诗歌的影响

网络与诗歌的"联姻"为诗歌写作带来了一个宽松、发表自由的写作语境,这样的语境坚定了郑小琼写作的"民间立场",但是以底层的姿态书写打工生活的同时,郑小琼并没有止于对情绪的宣泄,而是完成了从生存之苦抵达灵魂之痛的生命探索,并且也没有因为"打工诗歌"为其带来"关注度",在"打工诗歌"的圈子里止步不前,而是突破了"打工诗人"的标签,注重写作对象的延展与历史意识的介入。对郑小琼来说网络只是一个发表平台,诗歌的光芒还是要回归到诗歌本身去寻找。     

在心灵的高地上——试析西川诗歌的精神指向

西川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在日益物质化、世俗化的现实境遇中关注理想、关注灵魂、关注精神,“写作”诗歌是西川一以贯之的诗歌立场。文章从打造、净化精神生命、领受精神启示,感受、认可精神存在,呵护、守卫精神世界,呈示精神价值、意义等几个方面,具体分析、梳理了西川诗歌的精神指向,并由此彰显其诗歌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同时也指出西川诗歌在精神指向方面存在着脱离现实生存、轻视或无视读者等一般“知识分子写作”所具有的不足。     

在率性与快意中升华——论李骞诗集《快意时空》的艺术追求

彝族作家李骞用25年的时间坚持诗歌写作,其诗集<快意时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在诗歌写作中的艺术追求:以执着的精神坚守理想,以豪放的姿态追求快意,以率性的情感表达和创造美感.他的诗歌还可以透视出他灵魂世界的另一个侧面——在诗人与非诗人之间、世俗与理想之间的挣扎与沉浮.     

论海子的“大诗”理想及其幻灭

海子创作后期致力于长诗写作，他把融合“中国行动”的“大诗”作为自己的诗歌理想。这一方面源于他试图以博大的精神追求来超越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渴望超越中庸儒雅的民族文学精神和文学气质。但由于生命体验的缺乏及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他的“大诗”理想最终幻灭。     

故地与远方：刘年诗歌中的地方书写

诗歌的“地方性”问题日益引发学界讨论，这是因为经由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失去了其所具备的稳定性，而诗人们的地方写作也逐渐变得空洞化与程式化。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危机，刘年以肉身行走的姿态寻求着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创造，无论身处故地亦或远方，其地方书写既具自然属性又富有生命超越性，联结了一个有关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诗性空间，于是“地方”的意义也就跳出了地理版图中的位置，转为一种精神指向的存在，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地域写作的可能性与超越性。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李少君诗歌中的“神”

自然与文明的悖反是李少君诗歌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先后提出的“草根写作”和“新红颜写作”创作主张在深层次里都与这相关联;李少君诗歌里的“神”,是他努力在自然和文明的悖反中寻求平衡的产物。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梁小斌论

梁小斌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单纯、透明、和谐的样式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通过考察梁小斌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由于长期的“独自成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经过了从趋向优美到反叛优美的嬗变过程，这使得他成为“朦胧诗”群的一个异数，他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启迪了其后的“第三代”诗人。     

论《泥土的歌》的两大模式化写作

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有两大模式化写作，即“三代模式”与对比模式，这两大写作方式对于表达诗人的情感、支撑诗歌的结构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大模式化写作也成为其诗歌写作的一个“烙印”。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城市与诗--北京大学第六届"未名"诗歌节圆桌论坛实录

“城市与诗”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歌的产生与城市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新诗也不例外，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汉语诗歌写作是在城市的催发下出现的，虽然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这里引发的一些话题包括：城市进入诗歌以后，为诗歌的经验方式、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等带来了哪些变化？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纠结，给现代诗歌美学的建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显然，谈论“城市与诗”绝非仅仅为了一种狭隘的基于题材的命名和确认（譬如“城市诗”）。尽管城市的确赋予了诗歌写作某种全新的视野、题材、意象乃至境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人的生存境遇的城市，对于诗歌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目共睹的是，随着城市化进展的持续加速，在给人类生存不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使得诗歌写作不断遭遇新的课题。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探讨这广话题。[编者按]     

道德与价值评判：当下神性诗写的一个向度

神性诗写以极端强硬的立场,抵抗当下写作的垃圾化、娱乐化,成为反对后现代主义与兽性写作的“中流砥柱”;倡导“向上、尖锐、有益”的精神指标,坚守道德与价值评判,形成“高诗歌”与“低诗歌”两厢对决的另一极写作标高。不过,神性写作自身也存在一些软肋：过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凌驾一切的企图走向偏激,尤其是神性诗写如何挺进盲区,进入日常生活与庸常事物,取得普遍意意义上的艺术成效？是其由观念到作品间的一个瓶颈。     

论“打工诗歌”的话语谱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诗坛兴起并持续生长、颇具活力的“打工诗歌”，由于真实而生动地录述了农民进城做工谋生的历史场面，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时代的踪影与社会的脉络，从而体现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审美风貌和人文存在。从诗歌的生成理路来观照，我们不难发现，“打工诗歌”其实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言说方式，有较为稳定的话语谱系。     

哈尼族诗人哥布诗歌的文化内涵

哥布是一位用汉文和哈尼文双语创作的哈尼族青年诗人。他的诗作饱含着今日诗坛所匮乏的那种独特的文化精神，他将诗歌的视点向内集中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以“一位在大地上歌唱的孩子”的真诚唤起人们的感动。摆脱了“朦胧诗”的话语权力，摆脱了大范围文化强加的思维习惯和感觉习惯，哥布诗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质朴、纯净、真诚的世界。     

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意蕴

作为左翼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王亚平继承和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捉住现实”之笔书写一个时代真实的苦难、抗争与理想。他的诗歌巧妙探索了主题与情感、艺术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读诗会: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朵渔诗歌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体现为他的诗歌介入和见证当代生存的愿望和能力.他在诗中或与伟大人物对话,或回溯平凡祖先的一生,从中辨认当下生存的困境并汲取活在真实中的力量.朵渔诗歌有很强的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能力,并不断走向开阔和博大.但感时忧国情怀驱动下的批判书写和反讽诗学也成了他写作中的一把双刃剑.当代诗歌的现实担当精神和诗歌的本体立场之间如何融合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谁永远居住在诗歌的体内——试论：作为生命与生活方式的女性诗歌写作

诗是女性的。作为“女性元素”的“母性”、“自恋”、“潜意识”、“感性力量”和“趋于虚无化的生命本真”,都与诗歌的发生机制息息相关。但诗性生命的最高层面应该是超性别的,由此才能触及到人类意识之共同的视点和深度,去浑然而真实地把握这个世界。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女性诗歌写作的本质特性,在于女性诗人能够比男性诗人更为本能地居住在诗歌的体内,将其写作锁定于作为生命与生活方式的所在,消解观念的困扰与功利的张望,取得与男性诗歌写作本源性的差异。从角色到本真,从张扬到沉潜;从刻意寻求人世的广度,到返身再探人性的深度;从倾心历史时间的生存,到认领生命时间的生存——经历三个阶段洗礼的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在重返作为生活与生命方式的写作心理机制,并以“更高的平等和超然”步入新的一个世纪的诗歌进程中,展现出更为广袤而沉着的风格样貌与精神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