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历程》互文翻译研究

《天路历程》是一部英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属灵著作,至今重印不断,成为《圣经》以外翻译语种最多的文学作品。文章首先指出《天路历程》和《圣经》＂钦定本＂的高度互文性质,考察了两部作品在清末得到翻译的平行进程。运用互文性翻译理论,结合四个汉译本的译例探讨《天路历程》的翻译原则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六条翻译指导原则。     

《天路历程》的文学价值

《天路历程》融合宗教、讽喻、现实与浪漫元素,运用讽喻寓言的体裁,借助梦境叙事的框架,遣词造句朴实简约,人物对话生动形象,融合圣经典故和意象,结构叙事富有张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人文主义关怀,都使其超脱出宗教布道的本意,而升格为一部具有丰富文学价值的经典之作。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五四"以前的汉语白话欧化考察 ——以官话译本《天路历程》为例

一般认为,汉语白话欧化始于"五四"时期.事实上,在这之前就有了一些白话欧化的早期表现.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这一表现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与原作、《红楼梦》等传统白话作品及其他译本对比,考察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连词、介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欧化现象,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汉语白话欧化早期文本的具体样貌.     

《卡斯特桥市长》“圣经”原型初探

《卡斯特桥市长》是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第四部作品,一直以来,该作品都被认为是描写人与命运冲突的一部悲剧小说。本文从圣经的角度来重新解读该作品,认为意在描述的是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从而揭示新旧交替的自然规律。从故事主线、人物性格及细节描写三个方面来探讨该作品与圣经中扫罗与大卫交往故事的诸多相似之处,从而得出结论:圣经就是《卡斯特桥市长》的创作原型。     

加尔文主义在《天路历程》中的体现及其价值与影响探析

16世纪,严谨、深邃、博大的加尔文主义诞生,继而在17世纪成为英国宗教信仰的一派主流。本文阐释了其在英国17世纪发展的情况及对该时期重要作家约翰·班杨的影响。《天路历程》是班杨的代表作,对《圣经》和加尔文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亚当和夏娃的神圣使命——从《红字》中窥探《圣经》原型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是一位基督徒,其成长经历深受《圣经》的影响,作品《红字》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圣经》情结,在故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方面借鉴了《圣经》原型,故事情节方面也巧妙化用了《圣经》典故,并将《圣经》中的U型叙事模式予以灵活展现,整个故事无疑体现了《圣经》文学元素的存在。     

《天路历程》和《复乐园》中的天堂书写

班扬和弥尔顿的教育背景不同、经历各异,但对天堂的向往是他们作品共同的精神基调。在《天路历程》和《复乐园》中,作者都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建构出了一个理想空间——天堂。这一理想空间,或是超越于现实世界,虽遥不可及,但基督徒们却愿意历经艰险、穿越"天路"加以追求的天国;或是在黑暗、邪恶的现实之上,在想象中建立起的人间乐园。天堂书写寄寓着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首部汉语《圣经》词汇研究——以《圣经直解》虚词为例

阳玛诺神父于1636年完成了十四卷著作《圣经直解》,该书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内容,是现存最早、篇幅最大的汉语《圣经》,并对后世汉语《圣经》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对此书中虚词尤其是助词使用情况的统计、举例、分析,与“白徐”《圣经》和《古新圣经》对比,以及意义相同（近）书面语与口语使用情况比较,探究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选词、用语的重文言特色。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在教育主义与儿童本位之间——《小妇人》新解

《小妇人》是美国儿童文学从教育主义转为儿童本位的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它与《天路历程》存在着互文性关系,试图成为另一部教育主义的清教经典;另一方面,全文贯穿着作者的天性与清教规范的冲突,有奔向儿童本位的潜意识。文末的幸福结尾实际是作者压抑自身天性的结果。     

解读詹姆斯·鲍德温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圣经》原型

父子关系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毕生探究的一大主题,他的许多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心目中理想的黑人父亲的渴求。此外,其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情结同样不容忽视。鲍德温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三部作品——《向苍天呼吁》、《阿门角》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中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黑人父亲形象,而且这些父亲形象都可以从《圣经》以及鲍德温本人的生活中找到原型。从《圣经》原型的角度解读这些作品中的黑人父亲形象无疑对理解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红字》中的《圣经》典故与象征意义

美国作家霍桑及其作品深受《圣经》影响,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小说人物、情节、主题与《圣经》典故的许多方面有对应关系。霍桑通过对《圣经》典故的大量借用,赋予该小说丰富的《圣经》的象征色彩,使这篇充满象征意义的小说具有了更深的内涵,从而奠定了霍桑作为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地位。文章以《红字》男女主人公的经历为核心,探究了小说中的《圣经》典故及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小型《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现阶段《楚辞》英译研究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词汇考辨及其翻译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定性研究等方面。要进一步扩展研究广度与深度,可借助语料库技术的辅助作用。《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或能方便翻译学者充分利用语料库的诸多优势,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尝试性地进行小型《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创建,探讨语料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的可行性方案,以期为全面、系统进行《楚辞》英译研究提供一条有效途径,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性阐释相结合,获得客观可信的研究结果。     

《镀金硬币》的《圣经》角度解读

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和叙事理论分析赫斯顿短篇小说《镀金硬币》,可以看出:赫斯顿在运用《圣经》原型及其叙事技巧的同时,表达了她对黑人的文化传统的保持问题的关注,撰写出了一部拯救黑人文化的"圣经"。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康拉德与《圣经》:以《吉姆老爷》为例

在我国,约瑟夫.康拉德研究中很少有将《圣经》与他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的解读。笔者试图从此方面考察分析他的作品,并以他的经典之作《吉姆老爷》为例,对他的作品与《圣经》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虽然康拉德只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但像其他英美经典作家一样,其作品也充分地利用了《圣经》作支撑,充分发挥了古老《圣经》文本的隐喻、象征、暗示和隐含参照作用,这也正是他的许多经典作品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